十二年前，我从人民银行调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工作不久，为瑞环主席做了一期“信息摘要”，内容是“著名美籍华人经济学家杨叔进有关中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新观点”，没想到就那么一篇“信息摘要”，引起首长高度重视，其在多个重要场合提及，我也因此多次受到顶头上司表扬。

最近翻出此“信息摘要”，感觉其中许多观点及涉及到的问题，因触及根本或要害，是中国改革、发展和稳定不能不面对或者不可回避的观点或问题，因而受到睿智的瑞环主席的高度重视。那些观点或问题，当今似更不能不面对或者更加不可回避，因而似更值得高度重视。

因“信息摘要”摘自中国发展出版社公开出版的著名美籍华人经济学家杨叔进的《中国:改革、发展与稳定》一书，非保密资料，故不妨以“博客”形式贴将出来，盼能引起当今党政领导或社会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

著名美籍华人经济学家杨叔进

有关中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新观点

著名美籍华人经济学家杨叔进在最近出版的《中国:改革、发展与稳定》(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年1月)一书中总结中国20多年改革、发展与稳定的经验，提出了一些新观点，现摘要如下。

一、需要考虑的几个基本的思想与理论问题

1.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改革和发展的模式，可以作为长期目标。虽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原有社会主义的计划因素已削弱，但坚持社会主义的另一要素：以公有经济为主。这与市场经济的矛盾及协调问题仍然存在。进入21世纪后，非公有经济可能会继续以较快的速度发展，矛盾会日见缩小。但社会主义的真正意义何在，还要从实践中找出真理来回答。其实，社会主义的根本特点是公正一一公平正义。它的核心内容则是机会平等，至少包括企业机会均等、就业机会均等、教育机会均等。社会公正是一个“道德标准”，这个标准才是最为根本的.现在大陆已不凡事问姓“资”还是姓“社”这很好，但却不可又走入另一极端，陷于功利主义、道德虚无主义，什么标准也不讲了。

2.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也许不错。因为中国的生产力尚未发展到一定高度，可以进入“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同时，因为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可以不必完全实行公有制，为所有制多元化提供了理论根据(作为抵制左派的论据)，可是初级阶段论却引出了难以解决的理论问题。邓小平、江泽民都提到这一初级阶段可能要延续100年。这是否意味着行了100年还是停留在初级阶段，一点也没有进步?又，既然是初级阶段，迟早会完成而升入“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是否又要全部公有，实行计划经济?这些因为行不通现在都需要改革，难道将来还会行得通?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行得通?是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相矛盾?到底什么是发展的目标模式?这迟早要有个明确交代。

3.关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义十分模糊，似乎主要是说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乃是特色。如以发展阶段来说，也有别的国家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越南、朝鲜等。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经历过的，并非中国的特色。中国的特色应从它自身经济社会里寻找，如人口压力过大(部分原因是过去的错误人口政策)，耕地面积相对过小，人均收入过低，现有的人均资源并不丰富。部分地区缺水，部分地区因水土保持破坏而造成不时江河泛滥，人民教育水平过低，交通不便，封建积习的存在等。是否能根据这些特性而理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4.关于“阶级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们认为中国的阶级问题经过革命已经解决，今后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此对阶级问题就不必再谈。但仍流行着从前的说法，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是老大哥。但改革的现实，出现了大量的失业工人，“铁饭碗”已被打破，有的地区甚至连养老金和失业补助金都发不出来，工人的福利也在削弱。工人阶级实际上已失去了他们过去的很多“优越地位”，引起了普遍的不满。这种不满的情绪主要是因为过去太强调“阶级”意识。把社会阶级排成优劣次序，万般皆下品，唯有工农高，有意无意地造成了社会阶级间的矛盾和冲突。

现在总结20多年的市场扩充和国际竞争的经验，体会到出资人、经历、商人和知识分子也很重要，并允许非体力劳动者参与分配。其实，经济社会早已是分工合作的结合，各行业都同样不可或缺，同样重要。“阶级斗争”则带来了社会不安，经济混乱。阶级合作才是解放生产力的正路。

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已经走到了一个阶段，迟早必须承认阶级合作是正轨。因此也不要再突出某一阶级的优越性而代表他们对其他“阶级”实行专政。要旗帜鲜明地以“全民政治”为本，要不分“国民”与“人民”和党员与非党员，干部不能有特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可能会在21世纪实现。

二、经济改革与发展的趋向

1.经济增长与宏观经济的改革。在较大的基础上难以再实现高速增长，而且太快的增长(如10%以上)持续下去也会带来通货膨胀。但过低的增长率又不能充分利用生产潜力，也难以解决失业问题。中长期看来7%-8%的增长率可能较为适当且可以维持，能避免大起大落。

要维持一个“次高”和稳定的增长率，根本上要求宏观经济体制的深入改革与调控和采取适当的平衡发展战略。现阶段的赤字财政资助基础设施是市场萎缩情况下的短期战略。经济复苏后必须再着重生产部门的更新与升级，确定新的优先发展部门;增加财政收入，减少赤字，以避免通货膨胀。

宏观经济的调控若能发挥效力，就必须以宏观及微观经济加深市场化为基础。宏观经济的改革主要是金融体制改革、财政政策及税制改革和外汇外贸体制改革(有关这三方面改革的具体建议略)。

2.农村经济的体制改革与复兴。农村经济初期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增加了农林牧渔的生产，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也改善了城市居民的食品供应，对经济发展贡献很大。可是这种平均分配、定期租佃的分散式小农作业，实行了一个时期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新的问题，这些隐藏的矛盾在改革之初，是始料未及的。

第一，土地平均承包是延续过去的平均主义，它含有生活保障和自给自足的性质，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大，非农企业活跃，一些农户找到更好的就业和收入机会，但不愿放弃土地，因恐“政策多变”而为自己留条生存后路。但对土地使用和保护的注意力不够，甚至撂荒。农村土地在农户手中固定，难以随利益导向而流动，而农业人口转移到第二和第三产业则是世界各国工业化与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农户固定在土地上妨碍了经济发展。

第二，土地的占有与使用是定期的(原为15年)，且缺乏法律保障，承包合同无规可循，常有纠纷及侵权行为。承包经营者缺乏稳定的预期，不愿作长期投入，对土地只种不养，这种掠夺式经营的短期行为，愈接近承包期满时愈普遍。

第三，小规模的土地使用，地块零碎分散，无规模经济，难以吸收资金、技术和降低成本。为了适应新形势和缓解上述矛盾，政府决定在1993年第一轮承包期满时，将承包期延至30年。目前已有一半以上的村组织完成了土地承包的延长，同时也允许适当程度承包权的流转。政府还决定增加农业投资与服务，提供农业大项目的基础设施。

尽管有上述的发展与努力，目前农村经济仍处于困境。上述承包制所产生的矛盾并未完全解决。为了长期稳定和发展农村经济，必须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土地制度。承包制只对土地的利益关系进行了调整，并非较彻底的长久之计。

最简单的农业土地改革是赋予农民“永佃权”或“永耕权”和“永佃权的转移权”。按土地的质量等级，一次确定获得使用土地权每年应交的“佃费率”，不需时常商讨和签订武断性的个别承包合同。减少行政费用与干预，土地经营完全由农户自决，这样便可完全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消除农民的短期行为，自愿投资维持土壤、地力及耕种设备，改善经营方法。“永佃权”可传给子女，只要他们也自耕。

但如农民或其子女想转到非农职业，可将“永佃权”在市场上出售给其他佃户，购买“永佃权”的农户可以扩大地块，实现规模经济，出售“永佃权”获得的资金可作其发展非农企业之用。

3.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的困难基本是在人性，人都是自利的(不一定是自私)。自己的资产必很小心爱护、保管和使用，而且尽可能地增值。公家的则不同，自己努力顶多也只能得到一点好处，不值得。而公家的财产和金钱则“能白拿就白拿，不拿白不拿”。因此就肥了个人，亏了公家。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认为这种人性可以改造，但是证以今日贪污舞弊的普遍，似乎原来的人性终于战胜了后天的改造。

现阶段改革应根据行业的竞争性和企业规模的大小，决定哪些企业应保持国有，哪些可以放开给非公有部门，哪些可以让非公有部门参股。同时，国有独资企业也要实行股份制，以便有外部的制约机制。

三、经济与社会稳定问题

1.改革措施的推行和经济增长的波动，不可避免地会引起经济甚至社会的不稳定。这种不稳定如果超出人们的承受和容忍能力，会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甚至政治上的不稳定，使改革与增长遭受挫折。1989年的通货膨胀与“官倒”及随后的“治理整顿”便是一例。目前经济不稳定的因素是城市中的大量工人失业，农村里农民收入偏低、负担过重，及出口萎缩。

2.社会不稳定基本上来自社会的不公平。社会不公平的最具体表现就是因不劳而获而造成的贫富悬珠。极左的平均主义的“均贫”思想固然扼杀了工作积极性，但不劳而获和机会不均等下的“先富”，也会引起社会不公.中国现在普遍流行的“以权谋私”和“贪污”，已为众人所始病，而且有些是执法犯法。

“允许先富”是要打破平均主义的桎梏。但先富必须是采取正当手段，在公平竞争中以能力和智慧获得的，别人才能服气。而先富的地区和人也应当多交枕，贡献给国家左发展和济贫之用。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着重民权和“真平等”，也可以解释为“社会公正”。他说:“起点的地位平等，后来各人根据天赋的聪明才智自己去造成……造就既是不同，自然不能有平等……才是真正平等的道理”，也就是他所说的平脚的平等，而不是平头的平等。平头的平等相当于大陆实行多年的“平均主义”，干好干坏，多干少干，一样领取工资和配给。

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平均问题，可以用财政政策矫正和避免。中国亟需健全所得税制，以累进税率征收，同时认真征收城市土地增值税，甚至遗产税。

3.贪污是一个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中国贪污的流行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道德价值标准问题。“文革”造成的是非不分，不讲社会公德是中国社会最大最深远的损失，也是对今日贪污行为没有心理上制约的主要原因。第二，体制和改革的失误与脱节提供了贪污的机会。计划经济的计划范围已大为减少，但是计划经济的另一要素一一管制，则虽有所减少，仍大量存在。同时为了规范逐渐扩大的市场经济又加添了不少新的管制。一般无论大小经济行为都需要经过审批、发证和开条。这个权力在手，便可与金钱交换。一个以低价从审批得到的土地使用权转手间便可卖出发财，一张汽车进口证也所值不少。管制愈多，权力愈大，贪污的机会也越多。所以对于管制应需作一全盘的检查，可以由市场调节的，如公开招标及拍卖，就不必管制了.市场规范可定出法令，违法者罚，而不必事前审批，代以注册就可以了。减少管制对贪污是釜底抽薪，事倍功半。改革进入误区也是导致贪污的一原因，如“价格双轨制”导致“官倒”。第三，是法治与监督问题。十五大以后，一直着重“以法治国”。但法规仍待完善，合格的司法人员亟待培养，更重要的是司法必须独立，而不能受政治的影响，否则则无自由和公正可言。法律的规范很重要，但舆论的监督也不可忽视。人民是贪脏枉法的直接受害者，应该让人民和媒体忠实报道违法行为，在文明的社会不能不许人民说话。更应提倡政治民主，可从地方民主做起，因为地方的事业对当地人民有切身的厉害关系，如征税和预算支出，必须通过民主程序决定，这样，乱征税、乱收费、乱集资的现象则可避免。近年推行的农村的民主运动是一个好的开端，但应不加太多的限制，还要严厉禁止滥用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