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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新常态与改革新开局——董辅礽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于11月15日在本人母校武汉大学举行。我第一个发言抛出了一个堪称“重磅”的观点,即:“推行劳资分享企业制度正当其时”。以下是稍加修正的新浪财经相关报道及速记实录文字。 

新浪财经讯   “经济新常态与改革新开局——董辅礽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于2014年11月15日在武汉举行。中国银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杨再平在演讲时呼吁施行“劳资分享企业制度”。
  杨再平称,二次分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要想解决此问题就需施行“劳资分享企业制度”。其解释称,所谓的“劳资分享企业制度”就是员工一部分工资与企业绩效挂钩——用分享制可以把雇佣关系转换为伙伴关系,建立一个共同体。如果真正能够把分享制推广开来,这就可能构成一个荟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精华的制度。
  对于公有经济,杨再平认为,现下连国有企业都过分强调资方利益,在相当程度忽略劳动者的利益,这可能是导致社会矛盾的微观基础。
  对于非公有经济,杨再平称,应通过立法形式,将工资分为两部分,基本工资可以是外在于企业绩效的固定报酬,相当部分应该跟企业利润挂钩。
  他同时强调,可以不强制施行,但要通过政策来鼓励实行分享经济,比如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
  对于企业高管层,杨再平认为其不能唯一代表资方利益,也要跟劳方挂钩。
  

以下为演讲速记实录:

  我把这15分钟的发言当做28年前即1986年提交的硕士论文“社会主义企业模式问题研究”的继续。当时做这篇论文,我的硕士导师曾启贤教授让我去北京拜见请教他的知交好友董辅礽教授。时任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董老师,居然在他办公跟硕士研究生还未毕业的我谈了半个小时,并从他书架上取出美国经济学家威茨曼写的《分享经济》一书送我。我今天的演讲就与这本书密切相关。
      我们知道,董老师是力主市场经济的,但有一点,他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定是社会公平+市场效益,这被称为董式市场经济公式。他特别强调,这“熊掌和鱼”必须兼得,也可以兼得。
  过了这么长时间,当公平成为严重问题时,这个公式倒凸显其重要。今年5月份我到古巴进行访问,出海的船上问两古巴共产党员船老大对中国改革怎么看?他们说很好,你们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很好地结合起来,但是你们有些问题我们非常担心,一个是腐败,一个是收入差距拉大。他们特别担忧不公平严重到一定程度或引发类似他们1959年那样的革命。
       这就提出了一个“革命-改革-再革命”轮回的问题,你解决了效率问题,如果不解决公平问题,严重到一定程度,就难免导致另一次革命。
  怎样求解董老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公平+市场效率”这一重要公式呢?
我认为二次分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解决社会公平问题需要一个微观基础,需要一种企业制度,这个微观基础与企业制度,我认为就是劳资分享企业制度。
  如果说,作为出资人分享的股份制企业制度,很大程度解决了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这一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那么可以期待,劳资分享企业制度可在相当程度上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
       这不是我凭空想象的,而是有学术文献支持的,这就是28年前董老师所给我的《分享经济》这本书。
  我昨天在从北京来武汉的动车上,用五个多小时重新读了这本书。其1984年出版后,在美国被称为是“自凯恩斯之后最卓越的经济思想”。该书认为资本主义有两种报酬支付方式,一种叫做工资制度,一种是分享制度。前者叫工资经济,后者叫分享经济。所谓工资经济就是给劳动者支付的报酬与企业经营绩效无关,而与企业绩效如利润挂钩的叫分享经济。就这么简单。
  他提出分享经济,重点要解决的是滞涨问题。他认为,工资经济是滞胀的微观基础。而工资制度,并非资本主义当然的报酬支付方式。实际上,分享制度曾经是很流行的。比如工业社会之前农业部门流行的“分成制”,早期英国煤炭和钢铁行业流行的“比例相应调减报酬制度”,他写这本书的时候美国正在实行的“利润分享员工报酬计划”,还有一个鼓励员工持股和鼓励员工参与利润分配的所谓“人民资本主义”,以及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等等。
      虽然著者的关注点是解决滞胀问题,但其同时也关注到,用分享制就可以把雇佣关系转换为伙伴关系而建立一个劳资利益共同体。如果真正能够把分享制推广开来,就可能构成一个荟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精华的制度。由此我想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更应该也更有条件推行劳资分享企业制度吗?
  改革开放以前,在消灭私有制口号下,彻底否定资方利益甚至资方存在,是一个极端。但这些年来似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就是过分强调资方利益,相当程度忽略了劳动者的利益。这就有必要再来个“否定之否定”,让钟摆从另一极端至少往回收一点。劳资分享企业制度即是一个新的目标。
       公有制企业当然应该实行劳资分享企业制度。但连国有企业这些年都过分强调资方利益,而忽视劳方利益,这就明显走偏了,应该纠偏。
  非公有部分,我认为应该通过立法规定一个最低比例的分享,也就是说劳动者报酬分两部分,基本工资可以外在于企业经营绩效,相当一部分应该跟企业绩效比如利润挂钩,叫利润分享。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既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丢社会主义,就更应推行劳资分享企业制度。
      底线以上,可以不强制,但可通过政策鼓励实行分享经济,比如对积极施行分享经济者以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
  另,企业高管层也不应唯一代表资方利益,唯资方利益是从。他们的薪酬不光跟资方挂钩,也要跟劳方挂钩。这方面国有企业尤应做到,非国有企业也应一定程度要做到。
  总之,当此公平成为严重问题时,破解董老师当年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公平+市场效率”公式,推行劳资分享企业制度,正当其时。若能通过此项企业制度一定程度较好解决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熊掌与鱼兼得”的问题,真正达到董辅礽先生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公平+市场效益”,如果真正能做到这一点,改革开放就能得到最终的欢呼!
      最后,要衷心感谢武汉大学通过扫描把我28年前的硕士论文保存下来了,非常感动!当年将《社会主义企业模式问题研究》这篇硕士论文完善后给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责任编辑与编辑室主任高度认同,很快跟我签了出版合同,
但不知何故后来被某副社长否了,补偿了我500元,退了稿,我一气之下把书稿给烧了。后来又后悔没保留。没想到武大图书馆还通过扫描保存了我这篇论文,这次得以重新打印出来,真高兴!
         谢谢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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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再平

杨再平

416篇文章 8年前更新

生于湖北恩施深山老林,吃过观音土,放过牛羊,做过篾匠,干过各种农活,当过中小学民办教师、教导主任。有词为证:“京城常梦,木屋青瓦,红薯包谷。让时光倒流,与牛羊共舞。野菜粗粮养顽童,为油盐,刃竹织篓。读了几句书,向往山外头。”于武汉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后任该校及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先后在中国人民银行、中共中央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国银监会供职。现任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出版过《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政府行为分析》、《市场论》、《中国:以全球战略眼光看欧元》、《效能观点:透视中国金融前沿问题》、《中国唱不衰》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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