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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小学生的快乐与痛苦

寒冬腊月,大雪纷飞,一个小男孩,腰里系根绳(大人说“值当多穿一层”),胳肢窝夹着课本和布鞋,赤着脚走在通往学校的羊肠小道上。快到学校时,见水田里结着厚厚的冰,就用石头敲下一块,再用空心稻草使劲吹个小洞,弄个小细绳穿着提着。到了学校,就用那冰块擦擦脚,穿上布鞋,走进教室。看见伙伴们在教室角落叫着闹着玩“挤粑粑”的游戏,也加入进去,挤热乎了,就开始一天的学习……   

这个小男孩就是我。

直到上完小学四年级,家里穷,没钱买书包,只能用胳肢窝夹着书本上学。更没钱买雨雪天穿的“马鞍翘”胶鞋或“解放牌”球鞋,下雨下雪只能夹着自己家做的布鞋到学校擦擦脚穿上,否则整天穿着湿布鞋,很难受。

即使那样,我的小学仍然很快乐。班主任老师在教室墙上挂张名册表,前五名早到者就贴个小红星,我家离学校不太远,多数时间都早到得个小红星,心里乐着。我背诵课文比较快,语文老师喜欢,就让我当小老师,安排后面的同学到我这里来背诵课文,这让我在同学中很有面子,记得有个同学还送了我一串“田扣子米米儿”。我算术题算得快,又写得整齐,算术老师常常到我座位旁微笑着摸摸我头,我爸妈都很少那样亲切地摸我头,当时感觉好舒服。

还有更快乐的,就是玩的好多游戏和玩具。

“斗鸡”是常玩的游戏。就是一腿盘起,单腿跳跃,用盘起的膝盖去攻击对方,有时也用盘起的脚去揣去蹬对方,谁把对方的盘腿攻垮了谁就赢了。颇具攻击性、对抗性,很能满足男孩们好斗的天性。有段时间,放学后总在路途一个固定的地方斗斗鸡才回家。常与我斗鸡的两个对手,一个是住我们家山后的族房小兄弟杨再升,长得胖乎乎虎虎的,我长得瘦小,但弹跳力好,劲头足,很机灵,所以我俩斗起来势均力敌。一个是同一生产队的徐长云,比我大几岁,腿细长细长,总是居高临下地用他的膝盖敲打压我的膝盖,我只能自下而上地用膝盖去顶他,胜败可想而知。他后来成了我的三姐夫,他们成家后盖房子的地方就是我们放学后常斗鸡的地方。挺好玩儿!

再就是“打板”。用纸折成手掌大的小方板,找块平地,谁把谁的纸板打翻了,就赢得谁的纸板。这首先要纸板折得好,尽量无懈可击,然后既要用力,又要用巧。赢一大把别人的纸板,喜滋滋的。当然输了也很难受,总惦记着,想赢回来。有的学生把新书撕了折板打,我从没这样,都用废旧书本。

再就是“摔毽子”。不同于女孩子温柔的踢毽子,摔毽子是大尺度大动作游戏。摔的毽子是布包着的两个眼眼钱,再插缝上花花的公鸡羽毛,有点而沉。大约三十米的场地,一头两人,各在地上画个盘子大叫“窝”的圆圈,比赛就可以进行了。一头将毽子扔过来,这头若能接住就扔过去,若不能接住,扔的那头就在落地处将毽子往“窝”里丢,丢进就赢了。赢的一方就“吃毽儿”,就是输的一方给喂,赢的一方用脚接,接住了就接着吃,接不住就开始下一场。扔的技巧在于,尽量扔在“窝”边,又不让对方接住。接的技巧在于,看准扔来的方向,恰到好处地伸手接住。往“窝”里扔也很要技巧。总之,这是既有点野性又要点技巧的游戏。

再就是“滚铁环”。弄个小棍子安个小铁钩,勾着粗铁丝或者其他东西做成的圈环,在平坦的操场上平稳滚动,在坑坑洼洼的小路上颠簸滚动,人在后面跟着,或慢或快,叮叮当当,人钩环一体,尽在掌握,好不快乐!

再就是“打陀螺”。用个小棍子,顶头栓根细绳子,缠在陀螺的上部,找块平地,尖的一头对着地,使劲一拉,陀螺就在地上快速转起来,等转速慢下来时,给抽一绳子加速,周而复始,越转越稳。如果做陀螺的木头有小孔小缝,转起来呜呜地叫,那才叫痛快!我的陀螺都是自己用刀削的,大大小小,品类不少,能呜呜叫的也不少。不过,大人觉得玩陀螺是不务正业,没给我削过陀螺,也担心我削了手,总不让我自己削。有一次我自己削陀螺,把左食指给削了好深个口,血直流,怕大人看见,就躲在柴后面,直到血止了才出来,至今还留有痕迹。还有一次,放学后,我在生产队保管室前的场坝上打陀螺,呜呜的叫声招来好几伙伴围观。这时,家里几头小猪跑出来了,爸叫我去帮抓小猪,我没听见,他跑过来夺过我的陀螺鞭子就朝我抽,我拔腿就跑,跑了一段,回头看那陀螺还在转。小伙伴们就大笑,说这陀螺真可以,抽一鞭子跑这么远。哈哈!

但极度贫穷确给小学生的我带来极度痛苦。痛苦不是雨雪天赤脚上学,那还是一种乐趣。痛苦主要是,老师催学费,回去无数次地抱着家长的腿哭着喊着要,把家长惹烦惹火了,就打,每学期都那样,到最后才勉强把一块五毛钱的学费缴上。再就是铅笔写到最后捏不住了,或者写字本算术本图画本什么的写完了,要买新的,也是无数次地抱着家长的腿哭着喊着要,把家长惹烦惹火了,就打,到最后才凑凑巴巴给买新的。

记得有一次,我爸从县城回来,不知从哪捡了一大叠十行纸,就是带红色线条的纸,用了大半个学期,算是减轻了痛苦。

有个场景我永远难以忘怀。一天早上,上学前,在家门口的场坝里,桃子树下,我抱着妈的腿,说铅笔捏不住了,要钱买支新铅笔,怎么哭怎么闹,就是没钱,还照例打了我一顿。这时,跟我们家一墙之隔在华中农学院上学的堂哥朱诗词(他妈姓杨,跟我爸共爷爷,他爸姓朱,杨家上门女婿,他大哥杨再茂师范学校毕业后已工作,家境较好一点)闻声走过来,问怎么回事,听说了,就从他衣兜里掏出支钢笔给我。这是我第一次摸到钢笔呀!一下就不哭了,好高兴。这事儿我印象太深了,多次向他提及表感激,他却一点儿都记不得了。就前不久到武汉,我请已退休的他和他在武汉解放军通信指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儿子吃饭,又跟他提起那事,他还是一点儿印象都没有。

或许,贫穷过,快乐过,痛苦过,被救助过……只有当事人自己刻骨铭心、难以忘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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