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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与韩国资本市场研究院共同举办“东亚金融监管:特征、模式与合作”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0年11月18日在北京举行。我应邀做了个题为《东亚银行业监管应顾及独特社会文化》的演讲,以下是未经本人审改的新浪网挂出的演讲现场实录。

尊敬的李扬院长、国刚所长,金亨泰院长、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每次到中国社科院这样的讲坛上我感到很神圣,因为这是我们国家最高学术殿堂,每次在这演讲都有一种神圣感,所以我非常感谢社科院金融所给我提供这样的机会,探讨的主题是东亚金融监管。

我现在是中国银行与协会的专职副会长,不是专门做监管,但是我们是处于监管者于被监管者中间的,我既不是监管者也不等同于我们的会员,这就是我们的优势,我从中间看监管,同时也看我们的会员单位,这是我们的基本定位,所以从银行协会这样的中间看监管,东亚监管有什么特点?我想看,我过去也做过监管,银行他们都或多或少的要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所谓社会文化,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对监管者会打上烙印,所以监管者要考虑社会文化因素,东亚有它独特的社会文化,这两天我也搜索了一些资料,查了一下东亚有什么独特的或者比较共同的特征?我说东亚可能更多是中国自己的国家还有日本、韩国、我觉得第一点我们要关注或者顾及的,我们长期讨论一个概念,叫亚细亚生产方式,这方面文献很多,好像还没有结论,有的否定马克思早期提出的概念,但是有一点,东亚地区更多比别的地区相比,更多的政府干预、更多的政府作用,这一点是东亚银行业监管者,或者东亚银行业必须要顾及的,就中国银行业监管长期以来怎么处理这样的政府在其中起很重要作用的经济?金融体系?可以说一直是很难、很棘手的课题。改革开放以前,甚至90年代末期前,中国的金融,改革开放就说不上有金融了,有了金融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的金融和政府是融合在一起的。

最近我到重庆出差,有人讲了,过去他们那个地方,县长同时任人民银行的行长,地方政府的关系,所以90年代以前金融和政府关系很密切,所以很多的金融风险来自于政府,我们在人民银行有一个分析,50%不良贷款是因为政府批条子,政府指示造成的,90年代末期以后大规模的改革,大型金融机构、人民银行脱离地方政府,这个情况有所改进,但是这种关系不是说已经没有,尤其大量地方性的银行,跟政府的关系和经济本身跟政府的关系,我们现在银行业或者银行监管正在生产棘手的问题,地方融资平台。我们说政府,我觉得它有负面的东西,更多是负面的东西,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对银行的运行也有正面的东西,比如我们很多的地方尤其是城市商业银行,他们能够这么短的时期内,5、6年就从很高的不良贷款,化解掉地方政府的作用,非常重要!杭州银行是很好的银行,曾经不良率是70%,因为政府帮它处理不良贷款,然后置换资产,很快就处理掉了不良资产。现在尤其是地方现代银行跟政府之间可以说离不开政府,但是又不能让政府干预太多,怎么样若即若离,这可能是我们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我们的监管者要处理好的问题,所以第一,日本也是这样的,日本产业政策,韩国有很多,政府在金融经济间的作用也是相对比较大的,东亚的监管者可能都面临这样的一个特殊的问题。

第二,我们讲东方人与西方人相比,从思维方式来说,东方人从大处着眼,有宏观的视野。比较东西方的思维方式。这样的观念有利于我们宏观审慎,我们现在讲宏观审慎,我们中医强调讲人性的管理,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样的宏观视野、整体的观念有利于我们宏观审慎去监管。但是东方人更细微的,微观审慎可能是我们的缺陷。我92年在加拿大,有一个教授跟我做学术访问,他到四川,把四川生产队所有的帐目都搬回去,细到这个程度,这是我们中国需要学习的,既有宏观审慎的思维,微观审慎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第三,就中国文化过程东方文化来说,就是人本精神,强调人的内功,强调人自身内在的能力,中国的工夫强调人的内在。西方人强调外在的技术,工具的作用。在监管局也是这样,这次西方太依赖它的工具和技术,尤其是太依赖数据的结论,都是历史的数据,而未来不一定是历史重演,所以这是它犯的错误,而中国是对人定性的判断,这个优势要发挥。在人本精神上要继续坚持和发挥,对人的判断力,对未来的感悟,这种前瞻。但是,在监管中心我们也要学习西方人,不能因为他们这次太依赖工具和技术而失败就认为工具不重要。我觉得监管中心的工具、技术还是重要的。中国人能不能根据自己的国情创造自己的工具性的东西。你既不能太工具太技术同时也不能太依赖人,因为人都是有局限性的。

第四,我们中国的人情关系,熟人社会对监管的影响,会影响公正性、公平性。当然也不是一无是处,人情关系和熟人社会在中观中心有时候可能会增强它的执行力,比如一个好的东西如果是熟人会理解,执行起来更有力度。这是需要两面来进行研究。

第五,我觉得我们在中国文化中间有赌博嗜好。到很多西方赌场亚洲人比较多,我也去看过。加拿大、澳大利亚确实亚洲人比较多,所以赌博,这种社会文化,如果在银行业中间表现的话,是很严重的道德风险。所以,怎么样防范道德风险?防范赌博拼好的文化?鹿鼎记里韦小宝每次都是赌博。监管中心在东亚怎么样去更多防范赌博?防范道德风险是我们需要注入的课题。

最后一点,东方或者东亚至少我观察到的国的遵守规则的意识不强。包括很多次我听我们每季度有一个风险分析会,总是强调要我们讲规律,其他人不讲规律我要讲规律,开会都不到我这来了,就像看戏一样的,第一排站起来了大家都站起来了,在普遍不合规的文化中,我们监管要面对这样的文化的话,合规的监管在中国,或者在东亚可能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所以前一段时间06年的时候我看到一个英国讨论监管的三个阶段,我们都远远不具备原则性监管的阶段。我们要把合规监管落实,把这个做好是一个前提,即使将来以后能够发展到原则性监管,合规监管仍然是一个基础。我们到了高级运动形势不是说低级运动形式不存在,而是到了更高级的运动显现出来。到了原则性监管的话,对我们这样的文化,这样的社会文化的特征,规则监管任何时候都是重要的。我说的6点不一定正确,但是有一点是正确的,监管者要关注我们社会文化特征,因为独特的社会文化特征一定会给我们银行业金融机构,会给我们监管者带来影响,所以我们必须要供给,这样的形式是我们自己独特的监管。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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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再平

杨再平

416篇文章 8年前更新

生于湖北恩施深山老林,吃过观音土,放过牛羊,做过篾匠,干过各种农活,当过中小学民办教师、教导主任。有词为证:“京城常梦,木屋青瓦,红薯包谷。让时光倒流,与牛羊共舞。野菜粗粮养顽童,为油盐,刃竹织篓。读了几句书,向往山外头。”于武汉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后任该校及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先后在中国人民银行、中共中央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国银监会供职。现任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出版过《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政府行为分析》、《市场论》、《中国:以全球战略眼光看欧元》、《效能观点:透视中国金融前沿问题》、《中国唱不衰》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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