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的我，是地地道道的乡巴老。那个乡巴老当时所感受到的城乡差别，是那样的刻骨铭心，以至于到大都市后仍时常梦回那情那结。

大约五岁那年正月间，我爸妈带我到城里（就是县城）一叫“姨嘎嘎”（应该就是外祖母的姊妹）的亲戚家拜年，那才晓得有城里那么热闹那么好的地方，也才反转过来感到乡里太冷清太贫穷了。

记得走到县城西南面一叫“母猪口”的高坡垭口，居高临下，就看见那大片大片连绵好几里的瓦屋，还有左边通往县城蜿蜒逶迤的白色道路上跑着的大车车和上面骑着个人的小洋马车。第一次看见那番景象，真是太新鲜了，那画面至今仍储存在我的大脑芯片里。走下那高坡，快进城时，黄昏时分，灯光齐亮，让小小的我好惊好喜，也才从爸妈口中晓得那叫电灯。到了姨嘎嘎家，也就相当于红楼梦中那板儿跟奶奶到了大观园，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那么陌生，让小乡巴老我既胆怯，又什么都想看看想摸摸。第二天晚上，那亲戚还安排我们去剧场看了场戏，叫什么记不得了，就记得有个带黑帽子的敌人用手枪朝好人嘭地打了一枪。离开姨嘎嘎家时，他们家给了我个不用了的电灯泡，还给了我两毛钱的压岁钱，这是我一生中唯一得到的一次压岁钱，所以印象特别深刻。至于那电灯泡，我简直如获至宝，带回家着实让周围的小伙伴们羡慕不已，都想摸摸玩玩，玩了一段时间，碰到一块石头嘭地一声炸了，让我遗憾了好久。

再大一点，卖菜、买猪卖猪、交公粮，常去城里，总感到城里什么都好，城里与乡里比简直是两重天。

我们家离县城大约20华里远，都是上上下下的崎岖山路，走起来要两三个钟头。有个盛夏的一天，我和三姐背头五十斤半大不小的猪去城里卖，一大早出发，到猪行等到快天黑了也没卖脱，就背着那猪回家，结果因天气太热，那猪口吐泡漠，一命呜呼了，全家人那伤心啊！

还有一次，也是盛夏，接生产队分派任务，背一袋小麦去城里粮店交公粮。到了粮店，那收粮员用个根细铁棍子往袋子里插一插，又摸出一把小麦在嘴里咬咬，也不正眼看我，就说那小麦没晒干好，要我就地找块塑料布晒干好了再交。我晒呀晒，突然跑来一阵暴雨，更交不了啦，又背回去，真是又累又饿又气哟！类似这样的遭遇，就好多次。这让我对城里人，尤其是收粮员那样的城里人，又恨又羡慕。

我自学篾匠后，就常挑着自己编织的篾货到城里走街串巷兜售，尽管没有卖猪交公粮那样痛苦的遭遇，但还是觉得城里人比乡里人高贵。那时也不晓得城里人还有不同等级，就只觉得所有城里人，包括理发的、饭店、豆腐社服务员、甚至大街上卖白粑粑的，都比乡里人高贵。比如说，城里人都有粮票，走哪吃饭不成问题，而我们乡下人，没有粮票，即使卖这卖那挣了几个钱，还要买高价饭，有的饭店连高价饭也不卖。就这，我爸在城里跟饭店服务员大发过一次雷霆。

那天，我们父子俩很快就卖完了挑去的一担篾货，有了几个钱，也带了粮票，那粮票还是在我们公社任党委副书记的大姐夫给的，就去北门街一饭店买两碗肉丝面，还买了几两白酒享用。我看着我爸明明给了那服务员粮票，可在我们吃了一半时，那服务员，可能看我们是地道乡下人，过来就说我们没给粮票，好说歹说就要我们给粮票或补差价，一向对人友善温和的我爸，也可能是喝了几口酒，一反常态地一巴掌拍在桌板上，大声怒吼：“你们就这样子为人民服务呀！”那吼叫声与拍桌声，简直像声炸雷，震得那木头房子梁树上的灰尘直掉，那服务员也给吓懵了，再也不惹我们了。这也是我第一次见我爸敢对高贵的城里人拍桌子发雷霆，心里好高兴，就也喝了几盅。

上初中时，一次县里召开万人大会，老师带我们全班同学去参加，很晚还没散会，我们几个同学饿得不行，就溜出往回赶。走到大木桥西头，几个城里学生，带着红卫兵袖章，拿着红缨枪，就不让我们过。我们就跑，有个拿红缨枪的女生赶上来就一枪朝我们一个同学的背上戳来，还好只擦破了点皮。我们飞跑飞跑才冲过那道封锁线。那次事件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城里的小女生都那么狠！

十七岁那年，我当了民办教师，但仍未摆脱农民身份，与同校任教的公办老师仍不能相比，仍处处受到歧视。最初每月国家给补助3块钱，后来长到8块，最后16块，口粮由大队从生产队调集，通常年终自己挑个箩筐去收集。而当时的公办教师试用期工资就29块，还每月30斤粮票。我到学校食堂吃饭，还得自带打好了的大米或者磨好了的包谷面粉，由于大米稀少，多数时间给食堂交包谷面粉，公办老师和大师傅就不高兴，就嘀咕，就给脸色看，直到第二年我进学校领导班子当了教导主任，才没人就此嘀咕或给脸色看。但每年暑期全区教师集训，已是教导主任的我，还得自带几十斤口粮，走二三十里路，看到那些公办老师带粮票即可，真羡慕他们。所以，当时我并无远大理想，就想当个公办老师。好笑的是，1995年，我都当大学老师好些年了，路经一偏僻人家，那家人还问我：“你现在是公办老师了吗？”

想想那时的城乡差别其实是很大的。处于最底层而又占人口80%的广大农民群众，不仅连外出生产队的基本自由权利都没有，而且从天亮到天黑，脸朝黄土背朝天，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我们那地方强男劳动力苦干一天，挣10个工分，折算人民币约3毛，充其量5毛，以月30天满出工算，每月挣9元，而当时国家职工试用期就29元。这还不说，国家职工有29-35斤粮票，有各种福利性票证，买东西比市价便宜很多，农民没有，进馆子吃饭还得多掏许多钱。就业也城镇户口的子女绝对优先，农民的孩子基本无望。这样搞得当时的农民极度自卑，甚至有农民说，“只要吃商品粮，要我倒尿罐都可以”。

我的这种自卑感真乃刻骨铭心，直到上大学，还下意识地觉得自己是乡下人，在城市人面前，总感到低人一等。尤其在城市“窈窕淑女”面前，更是自惭形秽，哪敢“君子好逑”哟！

2003年9月，我回老家，州县领导接待热情有加，倒让我想起当年所受苦与欺，遂写了首“衣锦还乡杂感”，词云：“州长书记尽热情，县府车队地界迎。早年何曾梦，衣锦还乡隆。其实仍卑微，受之心有愧。只是恨当年，太多苦与欺。”

考上武汉大学硕士研究生后，1984年，跟随导师曾启贤教授到苏州参加“全国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理论体系研讨会”，期间参访苏州锦丰、碧溪等乡镇，其企业发展、田园风光、城乡一体、繁荣景象，令我十分羡慕，但不知“吴中乡里事”何时能到本人家乡“秦楚”一带，于是写下了一首“苏州乡里事”，诗云：“林密闲飞鸟，川纡缓驶舟。锦丰镶瑶池，碧溪映玉楼。桃园宛然见，焉用羡陶叟。吴中乡里事，何时到秦楚？”

以后研究世界经济，方知在美欧等发达国家，农民是富裕的，也有地位，很潇洒，当农民反而是城里一些发了财的人的梦想，真羡慕他们！

所以，我有两个梦想：一是梦想老家的农村农民也能像长江三角洲等发达地区的农村农民一样发达，而不再像我们当年那样贫穷自卑；二是梦想我国广大农村农民也能像美欧等发达国家的农村农民一样发达，让农民富裕、有地位、潇洒，不仅不比城里人差，而且让城里人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