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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大学上硕士研究生时读过一本叫《小的是美好的》的书,对“小的是美好的”这一很有经济哲理的命题,至今念念不忘。小额信贷是小的,对中国经济发展却是重要的、美好的。小信贷大事业,已成为许多人的共识。我今天主要对这一共识作三点论证:

第一点,小额信贷是行之有效的重要开发式扶贫手段。

昨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据统计,1978年的时候,全国有2.5亿贫困人口,而且统计标准比较低;现在人均纯收入标准由几年前的1196元提高到1500元,贫困人口大概是2000万。当然,世界银行的标准是每天1.25美元,换算成年收入标准应该是3000人民币,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我国的贫困人口会更多一点。

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贫困人口,应该怎样扶贫?这一直是我们探讨的问题。我曾经就这个问题到甘肃、新疆等省(区)做过一些调研。甘肃省的一位领导讲过一个例子,每年省政府到某地方送温暖扶贫,那里的人发自肺腑感谢拥护政府,感谢拥护党,但就是连续多年没有什么改变,总是需要扶贫。那位领导很有感慨地说,如果衷心拥护我们的都总那样,我们的社会基础就很脆弱了。还有新疆的人讲,给某贫困户送种羊,没过两天去看看种羊怎么样,刚好看见那家人在宰种羊。这都是真实的故事,从这些真实的故事总结一个重要教训,即:简单给予式扶贫不如开发式扶贫。

小额信贷就是行之有效的重要开发式扶贫方式。举世闻名的尤努斯的莱珉银行就属于独特的开发式扶贫方式。1983年尤努斯在孟加拉国创建了第一代格莱珉银行,向240万穷人提供贷款,对穷人的收入、就业、消费和抗风险能力等经济方面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也对穷人的健康、教育、生育、妇女权利等社会方面产生了正面的作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国内这些年小额信贷的发展在扶贫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效。比如,海南省农信联社的“海南尤努斯”农村金融模式,到2010年底,累放小额贷款39.5亿元,惠及41万农户,农户五分之一的增收来自小额信贷的贡献。

第二点,小额信贷的重要独特之处就在于激发贫困或弱势群体自主创业、脱贫致富的热情和行动。

中国银行业协会与花旗银行合作,每年举办“花旗微型创业奖”的调研和评比,我们还编了一本叫《给我一双翅膀》的书,收集了51例“小额信贷创业故事”,每个故事都很感人。比如,有一贵州妇女,从小就小儿麻痹,应该说很贫困了,是小额信贷给予了她改变命运、实现理想的机会。2003年5月,她从县农村发展协会得到了2000元的小额信贷,建起猪棚开始养猪,2004年初就实现毛利6500元,此时,协会又给她追加了3000元贷款,帮助她扩大养殖规模,几年下来,她成为远近闻名的养猪能手和致富榜样,多次得到各级政府的表彰。46岁的蒙古族妇女乌云高娃。2001年开始创业,发展特色规模种植业,在小额信贷项目帮助下,她的企业目前雇用6人,固定资产达到50万,流动资产为5万,实现毛利润19万,她的家庭年收入从创业之初的5000元已经增长到现在的10万元,与此同时,她还多次协调信用社给牧民妇女贷款,2009年,由她领导成立了“妇女养牛合作社”,目前参与牧民13户,带领大家实现了共同富裕。

由此我们看到,小额信贷支持贫困人口,改变的不仅是他们的生活,而且改变了他们的人生,激发他们自主创业、脱贫致富的激情和行动。

常言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要加上一句,“授人以责”,才能“授人以渔”。小额信贷的妙处就在于,给提供资金的同时,“授人以责”。上面提到的海南省农信联社“海南尤努斯”农村金融模式,将贷款的主动权力交给农民,将贷款利率定价权交给农民,其实就是“授人以责”。

信贷即信用。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引述,信用有三个特征,即信任性、偿还性和报偿性。我相信你才把钱给你,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和意愿有借有还、还本付息,同时也只有有借有还、还本付息,才可持续,否则再借就难。亲兄弟、亲姊妹,甚至父子、母子之间的信用关系都会这样。因此,借钱的当事人必须具有足够的责任感,并高度负责地精打细算、苦心经营,以确保所借资金产生的现金流足以还本付息。

正是这种责任,会激发借钱的当事人负责地自主创业、脱贫致富的激情和行动。

责任何以这么重要?不久前去德国参加他们的银行业大会,他们的总理默克尔到会发表演讲,反复强调他们的经济体制是“社会市场经济”,在那样的市场经济中,通过政策框架,使企业和公民能够自由地发展。所有的参与者都有着相同的权利和义务,同时也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她还以下面的观点结束其演讲:“如果我们要继续享受市场机制给我们带来的成就,如果我们希望市场经济模式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利润,更快的增长和繁荣,并在21世纪继续发挥它的强大作用,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承担起责任。”如果说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强调自我及社会双重双向责任,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然更应强调自我和社会双重双向责任。所谓双重双向责任,即参与其中的企业和个人既自我负责、自负盈亏,又承担一定社会责任,对社会负责;反过来,社会也对企业和个人负一定责任。极端的计划经济是片面责任经济,比如企业不自负盈亏,个人不自我负责,社会对企业和个人几近负全责,企业和个人几近完全依赖社会,同时也强调企业和个人对社会负责,也算双向责任,但是单重的,即企业和个人只对社会负责,不自负其责。那样的片面责任经济定然缺乏微观活力,或者说其微观基础非常脆弱,其社会犹如沙滩建筑或空中楼阁,自身难保,何以对所有企业和个人负全责?因而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活力就在于每个机构和个人高度自我负责,同时对社会负责,然后是社会对每个机构和个人负一定责任。小额信贷正好体现了这种精神。

第三点,小额信贷在我国 “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的重要发展阶段将发挥更重要作用。

    刚刚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557万人,占总人口的49.6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15万人,占50.32%。同2000年相比,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3.46个百分点。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26139万人,比2000年增加11700万人,增长81.03%。

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轨迹看,发展到一定阶段,“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势在必行。我国就进入了这样一个重要发展阶段。与之相伴随的是农村非农产业、农业产业化、小城镇的发展,再与之相伴随的是大量农民工、新市民、农民企业家、微小企业的涌现,是千家万户创业热潮的掀起。比如,据2005年人口普查资料,农村地区从事农林牧渔的从业人员占比,北京、上海、浙江、河南、甘肃、贵州分别为31%、24.3%、34.2%、65.8%、70.2%、65.6%,而全国农民收入中以来土地的收入占比1990年为75%,2006年为55%。这次人口普查肯定有进一步的发展。

常常被忽视的一点即,广大农民群体中蕴藏着大量既吃苦耐劳又敢闯敢创并不乏智慧的草根企业家,他们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及贡献不可低估。

上述过程就需要大量小额信贷的支持。因此,可以预言,小额信贷在我国 “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的重要发展阶段将发挥更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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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再平

杨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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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湖北恩施深山老林,吃过观音土,放过牛羊,做过篾匠,干过各种农活,当过中小学民办教师、教导主任。有词为证:“京城常梦,木屋青瓦,红薯包谷。让时光倒流,与牛羊共舞。野菜粗粮养顽童,为油盐,刃竹织篓。读了几句书,向往山外头。”于武汉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后任该校及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先后在中国人民银行、中共中央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国银监会供职。现任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出版过《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政府行为分析》、《市场论》、《中国:以全球战略眼光看欧元》、《效能观点:透视中国金融前沿问题》、《中国唱不衰》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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