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0月，毛主席他老人家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就文革形势发展发表最新最高指示：

“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在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的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

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再有几个月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那时的我，就是刚过十岁的娃娃，而且在很偏僻的深山老林，却也旁观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并留下了深刻记忆，姑且名之为“我之娃娃版深山文革记忆”吧！

记忆的起点或是1966年某月某日。我放学回家，见一班年轻社员到我家堂屋，先是把供在毛主席像下的家神菩萨给拆了，然后搭着梯子把架子屋梁树中间的一块红布给拆下来，又把屋旁边小小的土地庙给拆了，还把屋旁有雕刻的石碑给砸了。到其他家也一样，拆拆拆，砸砸砸……。后来才知道，那叫“破四旧”。

一个炎热的夏夜，学校突然召开批斗大会，被批斗的怎么就是教导主任。他高高的个儿，讲课唱歌的声音有点磁沙，经常教我们唱革命歌曲，讲红军长征等革命故事，又写得一手好字，学校的大幅标语都他写，我们都很崇拜他。他也比较喜欢我，上课时常常转到我课桌旁摸摸我头，那感觉真好！学校的操场上架着煤气灯（那时还没有电灯），亮旷旷的，许多蚊虫飞蛾密密麻麻围着煤气灯乱飞，那老师被押上操场一头的石头乒乓球台上，只见他脖子上挂着一牌子，牌子上写着“牛鬼蛇神黑帮”，另一个老师跟着上去就批斗，说他家庭出身地主，两个子女名字最后一字连起来居然是“梅林”，这是向党向人民示威，还把他写的一幅大标语中的“工”字拿出来，说“工”字中间那一竖被拐了一下，是要工人阶级弯腰，是对工人阶级的侮辱。

那晚的批斗会，真把我给弄糊涂了，怎么那么崇高的教导主任成“牛鬼蛇神黑帮”了？怎么平常那么谦谦君子、对教导主任毕恭毕敬的老师，一下变得那么凶狠？说实话，那之前，老师们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是非常完美的，以为老师都是神，甚至认为老师都不会放屁。那晚的批斗会，多少破坏了老师们在我心中的完美形象。

被批斗以后，那老师就被开除了教职下放劳动。一天傍晚，听说他在离学校不远的一个生产队劳动，我和几个小伙伴还跑去远远地看他弄羊叉叉稻草，他似乎也看见了我，朝我苦苦地笑笑。那以后，就好多年没再见过他，只听说他回三里坝原籍恢复了教职。1975年，已19岁的我在他当教导主任的学校当了教导主任，并被县教育局安排到全县24个公社介绍开门办学经验，在三里坝，他就坐在下面听我介绍，我去跟他打招呼，他话很少，只是笑笑，完全没了当年在我们学校当教导主任时的那种阳刚之气。再以后就没联系了。

学校批斗“牛鬼蛇神黑帮”后，公社、大队、小队也抓“牛鬼蛇神黑帮”。我一远房大哥，平常爱做牛马生意，跳当公什么的，搞迷信活动，到处跑，也被打成“牛鬼蛇神黑帮”，被戴纸糊的高帽子，敲着锣到各生产队游乡，敲一锤锣大声说一声“我某某某，坏分子，投机倒把，牛鬼蛇神……” 他儿子在学校就被其他同学欺负，我就纠合杨姓家族几小伙伴站出来为他抱不平，说：“他爸是坏分子，他又不是，谁再欺负他，老子们可不饶！”就没人再欺负他了。

好像也就是那年深冬腊月的一天，我正在山上挖树兜子，忽然听见敲锣打鼓的声音从公社那边由远而近，定神一看，怎么公社书记也戴着高帽子，被一队带着红袖章的年轻人押着，往西北方向而去。后来听说是他原籍的红卫兵来揪斗他。

从此，我对带红圈圈的红卫兵就有一种高深莫测的神秘感，不知他们从何而来，更不知他们怎么有那么大神威，连公社书记都敢给戴高帽子，揪斗游行。

大约是1967年春节前几天，大队也要成立红卫兵组织，好像就在大队团支部和民兵连的基础上成立什么红卫兵战斗队，准备过完春节就正式宣布成立。我大姐时任大队团支部书记，所以做好了的红袖章就放在我家。大年初一，我和大姐到一亲戚家拜年去了，回来就听说放在我们家的红卫兵袖章被另一波人抢走了，他们抢先宣布成立了某某红卫兵战斗队。大队团支部和民兵连也不示弱，也宣布成立某某红卫兵战斗队。于是一个大队就有两个红卫兵战斗队，头头都号称司令。

不过，那以后几个月，批斗的主要对象好像就不是“牛鬼蛇神黑帮”，而是“当权派、走资派”了。一天早上，一向孤伶冷清的生产队保管室的土墙上也出现了打倒几大队干部的标语，其中就有大队团支部书记我大姐的名字。大队团支部、民兵连的红卫兵战斗队被打成“保皇派”而居下风。就那年春节期间的一个晚上，公社小镇上聚集了很多人，一从武汉回家探亲的人跳上一石凳用普通话发表演讲，高呼“打倒保皇派！”在当地人看来，说普通话的人都是有来头的，所以许多人不知他什么来头，给唬住了，镇住了。我当时就在场，就很畏惧。几十年过去后，我到武汉大学上研究生才认知，他是武汉大学的老师。作为很近的老乡，我们也经常来往，但他似乎不愿多谈那番经历。

据说，县城的红卫兵也分成两派，一为“钢派”，二为“红派”，大队的“保皇派”好像属于“钢派”。那两派先是雨中游行时发生肢体冲突，互相用伞尖戳，后来发展到真刀真枪武斗。县城被一条大河一分为二，中间只有一座咯吱咯吱的古老木桥，河西为钢派控制，河东为红派控制，两边架着高音喇叭互骂，老远都能听见，严重时两边架着枪对峙，开始只打对方的高音喇叭，后来直接打人，就有红派的人在河东一露头被打开了花。老百姓都不敢进城了，我那段时间也没敢进城。听说有个老太太进城了，惶惶恐恐过那木桥时，双手抱头大叫：“我没有观点，没有派，别打我呀！”

县里最大的一次武斗发生在离县城大约3华里的玉风口，红派一干人马搞了批武器要运进城，钢派知道了，埋伏在那口，有个一只眼的枪法特别准，一枪就掠倒一个，其他人哪敢恋战，丢下一车东西就跑。

就这样，“钢派”与“红派”斗来斗去，一会儿这派占上风，再会儿那派占上风。其间又发生过“火把游行”什么的，那时我还小，说不清道不白。好像是武汉出了“百万雄师”事件，陈再道成了阶下囚，到处张贴丑化揭批“陈大麻子”的宣传标语，“钢派”元气大伤。没过多久，“红派”那些领袖又被抓起来关进监狱了。

一段时期，学校老师寥寥，没领导，没老师上课，完全无政府状态。两教室对着的学生们也模仿城里两派搞武斗，互扔土石子，砸得一塌糊涂。跟我同队的一同学一石子砸中了对方双胞胎中的一人，那双胞胎兄弟就过来抓住我同队的同学狠打，我看打不过，赶快跑去叫同队同学的家长来，总算没出人命事故。

“钢红”两派无论怎样你死我活、急风暴雨文斗武斗，都跳“忠字舞”，效忠毛主席。所以，文革期间，毛主席像章、毛主席语录可是深入百姓生活。我的第一枚毛主席像章，就是在华中农学院上学的堂哥给寄赠的，戴上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真是感觉无上光荣啊！不过很快就被人抢去了，抢的人还有偏偏有理：“毛主席像章人人爱，哪个抢到哪个戴！”稍后就兴毛主席语录一百条、八万八，也是在华中农学院上学的堂哥给寄赠的，我至今还记得打开邮包打开崭新毛主席语录的那扑鼻而来沁肺的香味。以后又兴指示带，一刚好装下毛主席“八万八语录”本的红色书带，弄根带子斜背着，好神气！

一时间，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也随之普及深入人心。毛主席语录被称为“最高指示”，若是最新发表的就称“最新最高指示”，据说是林彪副统帅要求的。谁讲话都要先引用一段或一句毛主席语录或毛主席诗词。批判大会引用最多的是“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等等。就连我爸，在家里也常引用毛主席语录教训我们。比如，我们家的地没有硬化，灰蓬蓬的，总扫不干净，好几次我扫完地，他就引用毛主席最高指示，“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你就是扫帚不到嘛！生气时还跑过来纠纠我耳朵，好痛！其实毛主席最高指示是：“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他总断章取义训斥我没把地扫干净。

就引用毛主席最高指示，我们当地还流传一黑色幽默，说有个卖猪肉的，别人跟他指要哪地方猪肉，他顺口说“要得，毛主席最高指示，你要哪里给割哪里！”那买猪肉的就检举他捏造毛主席最高指示，证据确凿，给抓了判了刑。

我们县当时有个叫“挖角人民公社”的地方，设有广播扩大站，过去扩大县人民广播的节目之前都要说“挖角人民扩大站，现在开始扩大，”再说“最高指示”，接着广播一段毛主席最高指示。林彪出事后，明文通知不再说“最高指示”，改口说“毛主席语录”，那播音员开始不适应，一上来还说“最高指示……”，刚说完知道自己错了，连说“错了，错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语录，现在开始扩大毛主席语录……”，一时传为笑谈。

……

十年文革，十年浩劫。还是娃娃的我，当年深山旁观，懵懵懂懂，哪里晓得？进入“知天命”之年，忆之哀之，但愿大家哀之鉴之，切勿不哀不鉴而再蹈荒唐覆辙，勿使后人复哀今人，勿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但愿我们的国家不再有那样的“娃娃版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