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我在武汉大学当讲师时，曾作为该校专家团队一员，应邀去福建南平帮他们做20年发展规划，在当地见五百年甚至几千年古树比比皆是，有棵五百多年的古树，每逢大晴天树冠就飘洒大片小水珠，似下蒙蒙小雨，叫“晴雨树”，真让我羡慕不已呀！

我的家乡也曾是古木遮天蔽日的山区，但经大跃进大办钢铁及文革年代破坏，几近毁灭，根本就见不到什么古树了。为什么福建南平这地方还能保留这么多古树？原来这地方有古树崇拜传统，认为古树是神的化身，树下都摆香膜拜，所以大跃进、文革期间都没砍掉那些古树。真是闽树之大幸呀！

 我家乡的古树就无此大幸。

1958年大跃进大办钢铁大砍树木，我才两岁，没有记忆。到有记忆时，随山可见好几人才能合围的大树兜，可以想象当年是怎样古木遮天蔽日。我家的房子是解放后不久建的木架子屋，从那粗高的柱头和宽大的楼板，也可以想象当年的树木是多么高大茂密。到上小学时，看见场上一队用做榨油合的整木，起码六个大人才能合抱，更可以想象那古树曾是多么高大。我噶公（外公）家天井里有棵大古柏，老远就能看见，十几个小孩牵手才能围住，从树下往上看就感觉高耸入云，还有点晕，树上每年都有喜鹊八哥做窝，取下的八哥经训练能说几句人话。去噶公家，心勾勾儿想的就是跟那里的小伙伴们在那棵大古树下玩儿躲猫猫和听八哥说人话。据说，1958年前，那样的古树，在噶公家周围一带随处可见。只因长在天井里，四周是房子，很难砍，所以噶公家那棵古柏侥幸留下了。

不过，到我有记忆时，田边地角还保留着不少几人才能合围的古老木梓树，山里也还保留着不少一两人合围的几十年的大树，偶尔也还能见到百年甚至千年古树。

 文革来了，剩下的树木在劫难逃。

 一段时间，生产队学习“斗私批修”最高指示，“活学活用”实际行动之一就是把自留山上大一点树献给公家——生产队、大队、公社盖保管室、办公楼或做饭烤火用。最后刚脆废除自留山，公家想砍哪山的树就砍哪山的树。这样一来，稍微大一点的树就被砍光了。社员盖房什么的要用大点的树怎么办呢？到生产队、大队、公社、县里层层申请砍伐证，否则，定性滥砍滥伐，轻者挂牌游街示众，重者判刑坐牢。在这种制度安排下，社员们就跟公家博弈：见山上有大一点的树，就找理由找关系生磨死磨申请砍伐证。

 山上的大树就越来越稀少，于是就轮到田边地角的木梓树了。木梓树本属经济树木，生命力强，其根长在石缝能将大岩石撑开，故称“九牛耖”；其嫩叶圆圆带小尖，清香沁肺，牛羊牲口最喜欢吃；其籽即“木梓”，深秋时成熟，一爪一爪，满树枝头白花花沉甸甸的，榨的油叫木梓油，可能是工业用油，颇有经济价值，很久历史以来就是我们那一带的经济支柱，过去都属祖传家业，舍不得砍的。所以，木梓树通常都长得粗壮高大，枝繁叶茂，遮天蔽日。我们孩童时特喜欢在木梓树下玩耍，尤其喜欢在木梓树上爬来爬去，夏天有时还爬上去靠在大枝丫间，一边听蝉鸣，一边小睡，幽哉幽哉。秋天生产队收获木梓后，草丛里还能捡到些，我们就捡了去供销社换钱，也算小秋收。

 到了文革中后期，由于山上其他大一点的树都砍光了，社员和公家盖房子、做家具、烧火做饭取暖什么的，就只有砍木梓树了。先还忍着点，只砍枝丫，等长了再砍，后来也顾不得了，主干也砍，到后来，大一点的木梓树也所剩无几，只剩巨大的树兜，再后来树兜也被挖了。

 我噶公家那棵高耸入云的古柏，也在文革后期被从上到下一节一节地剧下做柴火烧了。那以后，噶公家对我再也没从前那样的吸引力了，去得就很少了。

 到“割资本主义尾巴”关键阶段，各家各户房前屋后的果树、大树也成为“革命”的对象。我家门口的一棵核桃树首当其冲。那棵核桃树正当我家门，由于周围没有比它高大的树，光照好养分好，长得特快，似乎显得有点高傲。我小时侯用细竹及高粱竿自制弓箭射箭就常以它为靶。每到深秋，它又似乎显得特别谦卑，把丰硕的果实献给我们。文革开始后，由于它不在房前屋后三丈之内，就最早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给割掉了。

后来，“房前屋后三丈之内”也不受保护了，公家想砍就砍。这就轮到我家屋后两丈远的一棵大松树了。那棵大松树长得又直又高，到我记事时，其主干已三个小孩牵手围不住那么粗，其丫枝都大碗口那么粗，每年剃下丫枝做柴火都烧好些天。在那高高的树顶部，勤快的喜鹊每年都来做好大的窝，在上面唧唧喳喳，热闹喜庆，有时还招徕拖着长长尾巴色彩斑斓不知名的飞禽，美丽壮观。那高高树顶部的鸟剿鸟聚鸟语……，就是我的童话世界，曾给我无限遐想。

由于那棵树在屋后两丈之内，又高又直，长得又快，爸妈就舍不得申请砍伐证砍它，一直留着它。到“房前屋后三丈之内”保护取消时，就有人提出要砍了那棵树给公家用，但由于它离我家房子太近，又刚好在屋后斜坡上，怕砍了砸到我家房子，也就作罢。突然有一天，也姓杨并我爸侄子辈的大队长请了个据说会使法的，说能使法让那大树砍了向后倒砸不着我家房子，一群人就动手砍那棵树。我们全家人当时都在场，我也在场，就觉得那每斧砍下去都砍在心上，特别难受。到最后，那使法的人装莫做样念念有词，但那大树还是轰然倒向我家房子，把右边一角给砸塌了。要现在，完全有理由申请赔偿，可那时叽都不敢叽，砸了就砸了。令人不解而生气的是，树砍了，公家并没做什么用，就再没人过问了，就让它倒在那儿，直到虫子钻了许多洞快腐朽时，我爸才把它剧成几节搬回家，剧成板块满是虫眼。那么高大挺直的松树，砍了不中用，真可惜呀！

那棵大松树被砍后，我爸妈就担心屋檐后一棵粗大的板栗树被公家砍，就自己把它砍了。我一直觉得那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家庭决策和行动，因为砍了并没中什么用，留着有板栗吃，还是一道难得的风景线。

那棵板栗树，长在我家屋檐后一丈远的斜坡上，主干有大人一抱多那么粗，不高，但枝叶特别发达，有一半枝丫伸搭在我家后屋顶上，每年结的板栗又大又多，新鲜吃，炀了吃，煮了吃，都好吃。

每到深秋，天蒙蒙亮时，那小刺猬一样的板栗包子就裂口抛下带硬壳的板栗，落在我家后屋顶上，沿瓦沟滚落后屋檐沟里，叮当叮当地响，我奶奶就叫醒我，要我快去捡板栗，不然别家的细娃儿就去捡了。我就飞快起来去捡，总能捡许多。那时穿的布鞋，前面总喜欢破洞，脚指头露在外面，俗话叫“暴鸡眼”，天蒙蒙亮在后屋檐沟捡板栗，看不清楚，就常被板栗包子的刺给刺着露出的脚指头，虽有点疼，但乐在其中。

那是我童年的一大乐趣，是快乐童年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一直不能接受它被砍的现实，脑海中的老屋总有它相伴！好在它被砍之后，周围长了许多小板栗树，也早结板栗了。但就没有老板栗树那么粗壮那么枝叶繁茂伸搭在我家后屋顶上的，终是遗憾。多么怀念那棵老板栗树哟！

 ……

 后来上武汉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期间，读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有几段引述让我对家乡树木的遭遇有了更深刻的理性认识。不妨引述如下，与读者分享：

 --这位杰出的著述家（指西斯蒙第）从总体上对自耕农制度发表了这样的看法：“……他并非为当前的需要，而是为了子孙后代的利益而不停地劳动。哪怕只有几分钟的空闲，也要用来干各种各样的事，如栽树、挖渠，改良周围动植物的品种。他继承的小小祖业就象是储蓄银行，随时接受他的全部微薄收益并利用他的全部闲暇时间。自然界的永恒作用力给他以百倍回报。他强烈地感受到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喜悦。”

--现代英国农业学派的领袖阿瑟·扬在1787、1788和1789年几乎走遍了整个法兰西，当他看到非常优越的耕作方法时，毫不犹豫地承认它是自耕农制度的产物。他说：“离开了索佛，我就惊奇地看到一大片土地，那里除了巨大的岩石以外似乎什么都没有，然而其中大部分都已围住，并且在极其勤奋的照料下种植作物。每个人都有一棵橄榄树、桑树、杏树或桃树，在这些树之间散布着葡萄树；因而可以设想，整个地面是被零零散散地混杂在一起的这些植物和凸出的岩石覆盖着的。这个村庄的居民的勤勉应当受到奖励；如果我是法国的部长，我就会嘉奖他们。他们会很快地把自己周围的一切荒地变成园圃。一小群勤勉的庄稼汉之所以化岩石为沃土，我认为，这是因为那些东西属于他们自己，如果他们受到同一万能原则的激励，他们也会化荒地为沃土。”

 --他还说：“走出甘奇以后，我惊奇地看到人们在灌溉方面作出了极其巨大的努力，其程度远远超过我过去在法国所曾见到的；随后我又经过布满耕作良好的梯田的崇山峻岭。在圣劳伦斯有很多水浇地。这个景色对农民来说是非常迷人的。从刚奇乘车穿越崎岖不平的山地，是我在法国的旅行中最赏心悦目的事情；到处是热火朝天的劳动和欣欣向荣的景象。这里有一种活力，简直可说是一往无前、无坚不摧。它使峻岩披上了绿装。如果询问其原因何在，对有常识的人来说是有失体面的；这必然是由于人们享有所有权。让一个人牢固地拥有一块充满岩石的荒地，他会使它变成一个园圃；让他以9年为期租种园圃，他会使它变成一片沙漠。

粗体是我加的，这些句子表述可谓从感性到理性认识的结论，也是“树殇”换来的理性结论，值得认真借鉴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