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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队史话

“生产队”早已成为历史。但我爸我妈那代人以及我们这代人青少年时期都劳作生活在生产队,那时几亿中国农民都劳作生活在生产队,不少城市居民及知识青年也都要下到生产队,因此,80前的许多中国人都有“我们生产队”的深刻记忆。研究中国当代历史的学者们,可千万别忽略成千上万“我们生产队”的史话。

1956年,也就是我出生那年,就有了“我们生产队”,全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建始县猫坪区客坊人民公社国光生产大队第二生产小队”。在大队范围,队里的人通常都被称呼为“二队的”,在公社范围则被称呼为“国光二队的”。全队杨、徐、张、钟、朱五姓家族20多户人家,100多口人,分布在前后是高山的一段小溪两边的十几个小丘陵山头之间。

第一任队长就是读过三个月私塾刚20出头的我爸。据说选他当队长很重要的一个优势就是他嗓门大,能在小丘陵山这边打个呜呼叫应那边的社员出工开会什么的。不过两年后就别人当队长了,1970年后他当生产队记工员直到生产队终结。

这个生产队也一直存续到1984年,历经28年。别小视20多户人家、100多口人的28年历史。那一部队史,其实也就是那段共和国历史的一个缩影。

那是一部反复折腾的历史

土地改革后,先搞初级农业社,再高级农业社,再组生产队,然后是人民公社运动,生产队就一直在人民公社体制下折腾。

查阅人民公社运动的缘起,原来是:1958年6月底7月初,谭震林在郑州主持召开冀、鲁、豫、陕和北京市农业协作会议,他在会议的总结中,讲到了农业合作社的变革问题。他说:“像遂平县卫星社已经不是农业合作社,而是共产主义公社。” 信阳的同志回去传达后,地委根据《红旗》杂志两篇文章透露的毛主席关于办大公社的指示和谭震林谈话的精神,进行了讨论和研究,认为合并后的大社,实际上已构成人民公社的雏形。由地委秘书长赵光带领工作组,首先在遂平县卫星集体农庄试点,在原21个农业社的基础上,又并入6个社,共27个农业社、9360户参加。7月初,正式建立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这样,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在河南诞生了。7月中旬,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和《红旗》杂志常务编辑李友久、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专程到嵖岈山公社,和地委工作组一起,召开社队干部座谈会,并到各队调查,在总结群众已有经验的基础上,帮助公社研究了一些规章制度,初步制定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章程(草稿)》。规定各农业社的一切生产资料和公共财产转为公社所有,由公社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社员分配实行工资制和口粮供给制相结合;总结了青年队集体吃食堂的好处,推广了公共食堂;同时成立了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缝纫组;公社设立了农业、林业、畜牧、工交、粮食、供销、卫生、武装保卫等若干部或委员会,下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和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8月4日、5日,毛主席视察了河北省的徐水、安国县的农村后,于5日晚11时,来到河南的新乡。7日凌晨,史向生在专列上向毛主席汇报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位于河南省驻马店市遂平县)的情况。当谈到嵖岈山公社试行简章时,毛主席聚精会神,边听边问,他说:“这是个好东西,给我!”毛主席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包括工、农、商、学、兵,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他指出:“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毛主席视察三省和“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消息,很快在报上发表。各地立即掀起了建立人民公社的高潮。8月底,毛主席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经过讨论,正式通过了《关于建立农村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要求各地在秋收前后,先把公社的架子搭起来。北戴河会议结束后,中央报刊相继发表了“迎接人民公社化的高潮”等社论。这样,把建立人民公社的运动很快推向高潮。

“政社合一”即政权与经济组织合一的人民公社,下设生产大队,再生产小队,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和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刚开始试图公社一级核算,搞人民公社大食堂,所有农户及其家庭成员在大队或几个生产队联办的“公共食堂”就餐,劳动不计报酬,吃饭不记账,不受定量限制,其时也被称为“共产主义大食堂”,最流行说法叫“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一“跑”就跑出大饥荒,饿死不少人。详见本人所写《我记得的大饥荒那些事》。

吸取千万生命换来的教训,1961年,中共中央制定了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规定:农村人民公社一般地分为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以生产大队所有制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公社在经济上是各生产大队的联合组织。生产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是直接组织社员的生产和生活的单位。

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搞了一年左右时间,还是不行。196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对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进行了重大调整,规定: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队。根据各地方不同的情况,人民公社的组织,可以是两级,即公社和生产队,也可以是三级,即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这就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制度。

虽然确定“队为基础”,但总没放弃“一大二公”的追求,一有机会就想搞大,公社、大队两级对生产队人财物“一平二调“始终存在。这从改革开放前“四人帮”倒台前张春桥写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中的两个段落即可见一斑:“不但全民所有制的优势有很大的增长,而且在人民公社经济中,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的比重也有一些变化。以上海市郊区为例,一九七四年公社一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上一年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一,上升为三十点五,大队由百分之十五点二,上升为十七点二,生产队由百分之五十六点七下降为五十二点三,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所有制方面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并不都是全民所有制,而是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在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方面还很薄弱。”就是说,“生产队所有”还是要过渡到“大队所有”、“公社所有”,农村集体所有制还是要过渡到全民所有制。

文革前后,就又掀起过并队运动。我们二队就和九队合并过一段时间。九队在我们二队北面高山上,到最远处出工,攀爬走路就要一个小时,天不亮起来,天大黑才能回来,只能带点干粮,中午在田边底角将就点填填肚子。那简直太折腾人了!就那还没折腾垮两队合并。两队合并时还敲锣打鼓庆祝,不久就发生矛盾冲突,二队的说九队的想吃我们水田坝的大米,九队的说二队的想砍他们山上的柴,最后发生大规模群架戒斗,相互用扁担砍,那才砍垮了两队合并。

还好,1976年“四人帮”倒台了。要不然,“我们生产队”不知还将怎样折腾!

80后、90后的新生代经济学者们或许有所不知,理论上第一个彻底否定人民公社体制的,还是我的博士指导老师董辅礽教授呢!1978年9月,中国的政治气候乍暧还寒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了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就在这次会议上,董辅礽教授对人民公社体制进行了彻底批判,提出改革人民公社所有制,实现政社分离。这在当时简直是投向旧体制的重磅炸弹,风险极大。当时就有位比董辅礽教授资历还高的长者对他说:“老董啊,你的胆子可真大,人民公社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你提出政社分离是要冒风险的!”

那是一部剥夺禁锢农民的历史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当然就没有社员个人的份,社员个人不能拥有土地、山林、大型农机具等生产资料。拖拉机等是绝对禁止个人购买拥有的。记得有段时间甚至讨论,锄头等小型农具也要集体化。因此,一部队史,就是一部剥夺农民的历史。

 1955年11月公布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规定:社员可以保留少量自留地,但每人自留地最多不得超过当地人均耕地的5%。自留地生产的产品归农民自己支配,但属于集体所有,社员只有使用权,不得出租、转让或买卖,也不得擅自用于建房等非农业生产用途。就这样的自留地,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许多地方也将其全部收归集体,我们生产队也不例外。

1959年饿死了许多人,刘少奇一上任国家主席才不得不与邓小平等一起推出“三自一包”,即“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四大自由”,即“雇工、贸易、借贷、租地不加限制”,推行新的农村经济政策。

也就在1961年之后几年比较宽松的政策环境下,我爸我妈拿着锄头到处开荒,大大扩张了自留地,其他社员也那样,总的自留地也就大大超过了中央文件规定的“当地人均耕地的5%”。

社员自留地增加了,社员就更用心于自留地,把自家的好肥料用于自留地,就出现了自留地与集体田地争劳力、争肥料的矛盾。于是就又不断从上方下发一个又一个文件,还派工作组来督促,收回多的自留地。我家当时就只保留3分自留地。

文革期间,在“堵不住资本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以及“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长资本主义的苗”等口号下,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就更极端了,又完全收掉社员的自留地以及自留山。前期还允许社员拥有房前屋后三丈之内的树木,后来“房前屋后三丈之内”也不受保护了,公家想砍就砍。

那种状况那种趋势,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之后才好转。1981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国家农业委员会《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中规定,可因地制宜,适当扩大自留地、饲料地、开荒地的数量,最多不超过当地耕地面积的15%。同时还规定有柴山和荒坡的地方,可划拨适当数量的自留山,以鼓励农民植树造林。在牧区,集体牧民可划拨小片自留草场 ,用于饲养一定数量的自留畜。

 收了自留地、自留山以及房前屋后的树木,下一个目标就是社员家养的生猪,说生猪不能私有。有几年,就不允许农民自家养猪,统统由生产队集体养,我妈就在生产队集体养猪场专门做煮猪食的活。就是集体养猪煮猪食要烧很多柴,山上的树砍光了,猪也养不大。那才叫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后来,队里的长老们就商量,还是让社员各家养猪,叫“公有私养”,养出的猪一半留自己,一半交公。就那样也调动了社员的养猪积极性,比集体养猪效果好多了。

 再后来,就针对有手艺搞副业的社员。比如,木匠、石匠、篾匠什么的,他们随便搞点副业比在队里出工挣工分强多了,如不加管制,有手艺的能工巧匠就不出工了。那也确是一个问题。于是一段时期就把做篾匠的集中起来,搞了个队办篾业社,但没多久就垮了。后来就要求有手艺人出队接活必须队长同意,并且挣的钱交公折算成工分。如有违背,就派民兵请回,屡教不改者还会被带牌子大会小会挨批示众。我在上初中时常在自家编制篾货,队里都来过问,我说我这是响应毛主席“五七”指示“勤工俭学”,就敷衍过去了。   

那时的社员,不要说外出到珠三角、长三角什么的到处打工想都不敢想,也根本想不到,就是出生产队都要请假获准方可。一辈子没去过县城的多的是。因此,一部队史,也是一部禁锢农民的历史。

那也是一部充满爱恨情仇的历史

当过生产队社员的,都忘不了生产队集体劳动的场面。那也是很精彩的。比如播种,几人拿着锄头在前面齐刷刷地打窝子,后面几人熟练地往窝子里丢种子,再后面几人往种子上丢灰粪什么的,再后面几人用锄头勾细土恰到好处地将种子盖上,流水作业,不亦快乎!间苗,禾苗出土后,一窝子会有若干小苗苗,几人提着筐子,蹭下身子,扎堆边拉家常边把多余的苗苗拔掉,留下茁壮些的希望之苗,不亦乐乎!薅草,伴着热热闹闹的薅草锣鼓,男男女女一二十人紧握薅锄争先恐后锄草奋进,不亦欢乎!收割麦子,几十把镰刀嚓嚓嚓,后面一片麦茬,一摞摞带穗的麦杆很快被打捆背到打麦场,晚上打麦机响个不停,社员们忙个不停,天大亮时,一堆堆金橙色麦粒在阳光下安详静谧,不亦喜乎!

劳动间歇,或摆古日白,说天道地,田间说书;或对扭扁担,比比手劲,乐和乐和;或男女玩笑,动手动脚,调情打斗;或夫唱妻合,打情骂俏;或袒胸乳孩,无所顾及;或独自树阴,小睡片刻……集体劳动,朝夕相处,必定感情深厚。

集体劳动也是男女爱情的催化剂。我们队里就有几对男女在集体劳动中产生爱情,结为夫妻,恩恩爱爱,白头到老。那其中最感人的故事是,钟家一女与朱家一郎好上了,钟家父母及兄弟嫌朱郎住个茅草棚,什么都没有,太穷,坚决不同意。闹呀打呀,钟女死活就爱朱郎,俩人就卷个铺盖卷到处山上住,那样流浪了一两年,父母兄弟才勉强同意。结婚后夫妻俩起早贪黑,勤爬苦挣,在离钟家不远的山湾盖了新房,在队里日子也算中上等水平。改革开放后,老夫妻俩还在承包的水田种了片藕,说打农药朱郎中毒而亡,钟女也不想活了,服毒而跟。

始终让我放不下的一个情结是,我1999年回家乡重游母校,老朱郎专程赶去,走近我说:“你随便给我个纪念品吧!给个裤腰带头头都可以,我怕你再回来时我见不到你了!”他原来长得很强壮的,那次看到他牙齿全空了,成个干瘪老头了,当时就没认出他,以为是哪个远方亲戚,回家一问才知道是他。回北京后给他捎了条好看的皮带。我2005年回老家转到他家门口,就只看到他俩的坟,也不知他生前收到我捎给他的皮带没。

一个生产队的,哪家盖房修房,都相互请工帮忙,只安排吃饭,从不给工钱,也没人计较。哪家有红白喜事,也一起帮忙,桌子碗筷椅子凳子,甚至客人过夜需要的被子床单都一起凑。

队里乡里乡亲,有好吃的,都相互送请。哪家哪种瓜果成熟了,摘些送要好的人家,那家人也回送其他瓜果。尤其冬腊月各家各户杀年猪,相互请吃年猪饭,“家家扶得醉人归”,可亲热呀!

但正如人都具有两面性一样,五姓家族20多户人家100多口人在一起的生产队,是一个矛盾统一体,28年,难免既有爱,也有恨,既有情,也有仇,可谓爱恨情仇皆有。

首先是围绕领导权的明争暗斗一直没有停止过。

生产队重要的领导职务有三:队长、会计、粮食保管员。我爸凭高嗓门当第一任队长两年就下台了,也没听说什么原因下台,估计是光凭高嗓门还是当不了队长吧!以后又换了好几任队长。在队里,一切队长说了算,包括推荐上学、招工招干,队长可以一票否决。我当年作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被贫下中农推荐上华中师范学院,虽然已是公社中心学校教导主任,但作为民办老师,户口还在生产队,就必须生产队长签字同意推荐,否则就上不了那学。队长的权力很大,所以每次换队长都有人串联,力图推选自己信得过的人,当然最后还是大队、公社领导定。队长定了以后,大家都想争取队长,请他吃饭喝酒,排得满满的。

会计掌财权,大家也不含糊。不过那要打得一手好算盘,能者盖寡。我二姐就因算盘打得好当了几年会计,她出嫁后,就转由钟家汉子担任会计直到生产队终结。

粮食保管员,某种程度比会计还重要。给社员分粮食要保管员过秤,他随便做点手脚,比如,使劲把秤砣往下拉一下或用脚尖往上顶一下,十几斤多少不在话下。更有甚者,放在集体保管室的粮食,他顺便带点回家,很难监督。三年饥荒期间更是如此,于是就实行保管员交流制度,即这个队的保管员由另队社员担任。我爸当年就交流到15队当了两年保管员。那也叫“干部交流”吧!大饥荒过后,那样的干部交流取消了,本队保管员监守自盗一直是困扰生产队的老大难问题。有一次,几社员进保管室发现堆的粮食挖了好大个坑,一查就是保管员监守自盗,挑了两大箩筐的粮食到自家,公社社长亲自来组织批斗会,开始那保管员还狡辩,后来确凿物证面前不得不承认,埋着头任由大家谴责。

就那么20多户人家100多口人,相互之间是是非非、纵横捭阖、分分合合、好好坏坏、打打斗斗,也总是有。比如有两家人,过去好些年彼此亲密无间,吃饭都不分你我,恨不得穿一条裤子,不知为什么就翻脸了,一家人就扔石头砸另一家人的屋顶,另家人就跑进那家人的床上睡着,那家人就用锥子锥,还把一罐尿泼去,把那人赶走。

还有一家人,丈夫早逝,没留子女,公公及兄弟侄子们就想将其赶走,把房产等留下,就几乎天天吵闹。她公公是个酒疯子,一喝了酒就爬上正当她家门前的树丫上,边敲“升子”边诅咒,什么丑话都骂。

就那酒疯子,他家是贫农,我家是中中农,居贫农、下中农之后,不如他家成份好,就常骂我家“中农分子”,总欺负我家。有一次,我爸去自家竹园砍竹子,他说那竹子长高了,挡了他家,应属他家,就不让砍,还抢去篾刀要砍我爸,还是他在大队当干部的儿子赶来制止了他。

更有几亲兄弟之间,几乎规律性地过段时间就大吵大闹,大打出手,有时还动刀砍杀,砍得血淋淋的。

俗话说,“人上一百,种种色色”。我们生产队刚好100多人,也算是“种种色色”了;我们生产队28年充满爱恨情仇的故事也算“种种色色”了。

生产队,是我接触并在其中生活了十多年的第一个最基层的真正草根社会单位,而这个草根社会单位中种种色色的人及其发生的种种色色的事,有如大社会中的人和事的基因,后者万变不离其宗。后来到山里山外、国内国外接触到许多人许多事,就是到中南海工作那些年接触到的那些人那些事,似乎都可倒回生产队找到最原始的基因踪影。应该说,生产队种种色色的人与种种色色的事,为我后来认识并应对大社会中种种色色的人与种种色色的事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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