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举国上下积极应对，我国经济回升向好。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已完全过去。倒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有更深远的警示，这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若干倚重局限、极限已显，必须有新的倚重，我国经济才能根本好转，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一是从外需倚重到内需倚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进出口贸易总额从１９７８年的２０６亿美元猛增到2008年的25616.3亿美元，增长了12４倍，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由1978年的不到1%提高到超8%。与此同时，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也不断提高，2007年即已接近70%。这对我国经济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功不可没。但同时也要看到与之成正比的被经济学家称为“外贸贫困增长”的贸易条件的恶化这一负面效应。据估算， 1993年-2000年我国整体贸易条件下降了13%，其中制成品贸易条件下降了14%，初级产品贸易条件下降2%。另一负面后果即贸易摩擦频仍。从1995年到2003年6月，我国共遭受反倾销调查324起，成为世界上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世界贸易组织2010年4日发表的《Globe Trade Alert study》显示，在全球2009年发生的130多起贸易制裁案中，中国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多达55起反倾销诉讼针对中国。相当一部分贸易争端都发生在中美两国之间，特别是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美方持续不断地挑起对中国的贸易摩擦，对进口中国的轮胎、油井管等多宗商品进行所谓的反倾销调查和征收高额关税。新年伊始，美国商务部即对从中国进口的价值超过3亿美元的钢丝层板初步征收43%至289%的反倾销关税。世界贸易组织预测，2010年全球范围内发生的贸易纠纷可能增加到437起，与2009年相比增加超过一倍。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更暴露出倚重外贸外需增长的极限及风险。从2008年11月开始，我国外贸出口同比出现2001年的首次负增长，截至2009年9月，同比负增长20.3%，前三季度累计同比负增长21.3%。美欧等发达国家的过度消费模式也在改变，美国居民储蓄率已升至5.7%。我们的经济增长再也不可能依赖美国人一双袜子穿一天扔掉这样的消费来拉动了。因此，从外需倚重到转向内需倚重势在必行。

二是从投资倚重到消费倚重。多少年来，我们都在呼吁提高国内居民消费率，让经济增长更多倚重消费。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就指出：“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2008年我国的资本形成率(资本形成额占GDP的比重)已经连续6年维持在40%以上,终极消费率(一定时期内用于居民个人消费和社会消费的总额占当年GDP的比率)为48.3%,而世界平均消费率水平接近80％。2009年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7.0％，加快2.8个百分点，拉动经济增长达4个百分点。2009年前11个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3%，增幅创198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但数据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主要还是靠投资拉动，前三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３３.４％，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６.４个百分点，拉动经济增长７.３个百分点。提高消费率，让经济增长更多倚重消费任重道远。怎样提高消费率？最紧要的工作应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因为制约居民消费的首要因素与其说是收入，倒不如说是社会保障体系欠缺；其次是增加居民收入；再次是税收、补贴等刺激消费的政策；另外就是发展消费信贷。

三是从大中城市倚重到农村倚重。大中城市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应反哺农村农业，是一个世界性的发展规律。我国经济发展也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我国还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8亿多，占总人口的64％。城乡差别、二元经济结构、三农问题是我经济发展的瓶颈，同时也是未来的发展潜力所在。犹如曾经的人口问题蕴藏着“人口红利”一样，城乡差别、二元经济结构、三农问题也蕴藏着“差别红利”、“二元红利”、“三农红利”。但前提条件是我们要把农村作为经济增长新的倚重，推动农村非农产业、农业产业化、农民非农化以及小城镇的发展。我们不仅要看到农民人口众多，因而存在巨大的农村市场红利；也不仅要看到农民吃苦耐劳、工资低廉，因而存在巨大的农村人口红利；更要看到8亿农民中蕴藏着大量有智慧、有闯劲的创造性草根企业家人才资源，只要制度政策适宜他们，他们就会表现出巨大的创业热情，释放出巨大的创业能量，不仅改变自己贫穷落后的命运，而且改变一个村庄社区贫穷落后的命运，因而存在巨大的农村人才红利。只要我们不局限于大中城市，把农村当作经济增长新的倚重，上述红利就可能兑现。

四是从东部沿海倚重到中西部内地倚重。东部沿海地区改革开放先行，经济发展首当其冲，相当时期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倚重，这是自然和历史形成的。这次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最早最大的恰恰也是东部沿海。温家宝总理2009年12月28日接受新华社独家专访时所描述的情景发人深省：看到码头上堆积着大量的矿石，这些矿石都是当初用高价买来的，可以用到当年的6月份。当时的波罗的海指数由上万点猛降至几百点。11月份，总理在深圳考察，然后又到东莞，发现许多企业非常困难。中国最大的一家集装箱厂竟然一个集装箱的订单都没有，大批工人回家了，许多农民工返乡了。在这种情况下，大家的心情非常沉重。不知这场灾难给中国经济带来多大的损失，也不知道它会持续多长时间。2009年7月上旬的一天，总理在无锡参观一家纺织厂。在车间里，机器轰鸣，什么也听不到。出来的时候，厂长给总理讲了企业碰到的各种困难。这些调查使总理清楚地感到：国际金融危机的风波首先波及到沿海发达地区，首先影响到外向型企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即：东部沿海地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倚重，其局限甚至极限已显。经济学家所说追加投资达到某个极值之后，等量追加投资的边际收益就会递减，这是一个规律，东部沿海地区当然也不能例外。因此，经过30多年发展之后，向中西部内地转移扩散，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倚重，势在必行。2009年工业增加值同比增幅东部地区由第一季度的3.7%升至第三季度的7.5%；中部地区由第一季度的5.2%升至第三季度的8.7%；西部地区工业由第一季度的11.8%升至第三季度的13.8%。从增速来看，中西部已经超过东部。从增长态势看，这种转移扩散也正在进行中。

五是从大企业倚重到中小企业倚重。过去我国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更多倚重大型企业，中小企业没有受到应有的倚重。比如，银行一直存在的“垒大户”倾向，主要银行5000万以上的贷款占整个贷款比重在60％到65％之间，这既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也不利于银行管控风险，提高资产质量，因为风险集中度过高，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风险就大，资产质量就差。其实，小的是美好的。我上硕士研究生时读过的一本书叫《小的是美好的》，1973年出版后再版了20多次，现在依然热销，令人信服地阐述了“小的是美好的”，实践也证明了该书观点的正确。中小企业无论是总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很重要。例如，如果按照中小企业现有4200万户的标准，就占了整个企业数量99％以上，产值超过50％，税收超过50％，出口接近70％。中小企业机制灵活、创新方面大大优于大企业。例如，我国中小企业拥有60％的专利，70％的技术创新，80％新产品开发。可见，中小企业的机制、创新能力都是很强的。或正因为如此，美国很早就有小企业法、中小企业投资法、小企业资助法；日本有中小企业基本法；韩国有中小企业振兴法；德国有各州关于中小企业促进的保证声明；欧盟有中小企业宪章。我国2006年制定了《中小企业促进法》，2008年以来出台的国务院“国十条”、“金九条”、《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银监会“银十条”、财政部“六条”等，都把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作为重点。中小企业发展可谓举世举国关注。把中小企业作为我国经济增长新的倚重正在进行。

六是从低端产业倚重到高端产业倚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也遵循“配弟—克拉克定理”，逐步由低端向高端升级，向深加工、高附加值、技术密集型方向演进。但主导产业技术升级缓慢、产业结构层次低、整体竞争力不强等问题依然突出。从国际产业价值链看，我国仍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出口附加值很低，技术含量也很低。我国出口产品中，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占70％，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只占30％多点，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2％。据专家比较分析，我国工业总体装备水平比世界发达国家落后20—30年，大多数装备工业企业的技术装备水平还处于20世纪60—70年代的水平。装备工业整体制造水平仍处于机械化为主的阶段，多数企业没有自己的专有技术，产品技术含量低，缺乏研究、开发与制造高技术要求的重大成套设备和高技术产品的能力，缺乏独特的竞争力。机床、仪器仪表等基础机械产品，中低档产品居多，性能质量不高。光纤制造装备的100%、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装备的85%、石油化工装备的80%，轿车制造、数控机床、纺织机械、胶印设备的70%被进口产品占领。而且，越是重要、高档、技术附加值高的装备，进口就越多，自给率就越低。从居民需求来看，我国人均收入已超过3000美元，居民的需求结构已经发生升级变化，但产业结构的升级变化却滞后，因而一面是许多需求得不到应有的满足，另一面是产能过剩，其实过剩的多是低端而非高端产能。因而，更多倚重高端产业势在必行。更多倚重高端产业，就是要大力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正如温家宝总理所指出的，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是中国立足当前渡难关、着眼长远上水平的重大战略选择，要以国际视野和战略思维来选择和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主要包括新能源、节能环保、电动汽车、新材料、新医药、生物育种和信息产业。

七是从中国制造倚重到中国创造倚重。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已经跃居世界第四位，有１００多种工业制成品的产量成为“世界第一”，范围包括钢铁、水泥、家电、通讯设备、纺织、医药、机械装备、化工等十多个行业，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大国”。但在国际制造业的分工中，大部分“中国制造”处于加工环节，没有自主知识产权，没有核心技术，处于国际产业链中利润最薄的一环。据有关统计分析，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仅占约万分之三，９９％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６０％的企业没有自己的商标。对于如此低层次的国民经济结构，有关专家估算，如果把人均GDP和经济结构的综合年代差理解为中国经济现代化水平与其他国家的年代差距，那么，2001年中国与美国、日本等7个国家的综合年代差约100年。原始创新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源泉。中国制造需要有更多的自主知识产权，有更多的核心技术产品，提升为中国创造。亦如温家宝总理所强调的，新兴战略性产业要真正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否则就会受制于人。中国要抢占未来经济科技发展的制高点，就不能总是跟踪模仿别人，也不能坐等技术转移，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拿出原创成果。尤其值得密切关注的是，危机会激发科技创新突破，大危机激发大创新大突破。种种迹象表明，世界正处在一场新的科技革命的前夜。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任后即许诺把研发投入提高到超过GDP3％这一历史最高水平，并力图在新能源、基础科学、干细胞研究和航天等科技领域有所作为。欧盟也把推动科技创新作为提升竞争力的关键，2009年3月宣布将在2013年前投资1050亿欧元支持本地区的“绿色经济”，保持在“绿色技术”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日本正在重点开发能源和环境技术。俄罗斯提出开发纳米和核能技术，并努力保持在航天领域的强国地位。可以说，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一场抢占未来经济发展制高点的“赛跑”已悄然开始。中国能否赢得这场竞赛，抢占科技至高点，以使中国制造提升为中国创造，是未来重大挑战，也是重大战略机遇。

八是从“两高一资经济”倚重到“低炭经济”倚重。我国GDP总量约占世界GDP总量的7%，但是我们消耗的能源占了全世界的15%，消耗的钢材占了30%，消耗的水泥占了50%多。我国资源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1/10，日本的1/20，德国的1/6。如此“两高一资”（高能耗、高污染、资源依赖）经济是难以持续的。在不久前结束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温家宝总理代表中国承诺：１９９０至２００５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４６％。在此基础上，我们又提出，到２０２０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２００５年下降４０％－４５％，在如此长时间内这样大规模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我们的减排目标将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保证承诺的执行受到法律和舆论的监督。我们将进一步完善国内统计、监测、考核办法，改进减排信息的披露方式，增加透明度，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对话与合作。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正在成为各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共识。对于我国来说，如何走出“两高一资经济”，而转向低碳经济,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发展低炭经济最重要的是从传统能源倚重到新能源倚重。传统能源，如煤、石油和天然气的储量终归有限，因此倚重传统能源的经济不具有可持续性。放眼世界，新能源产业正在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倚重。目前我国经济中传统能源占90%的情况需要改变。新能源发展要突出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包括水电、核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沼气发电，以及地热利用、煤的洁净利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