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24日,《金融时报》、临商银行及全国地方金融论坛在山东临沂举办了一个“金融企业社会责任论坛”,我在论坛上发表了一个演讲。以下是我自己在这次演讲基础上所整理的《论全方位社会责任银行》,贴于此,请网友批评指正。
一、 从奥巴马多次谴责华尔街责任缺失导致金融危机说起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奥巴马多次不无愤慨地谴责华尔街责任缺失,认为危机的根源,是从华尔街到华盛顿责任的缺失,使得很多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机构陷入困境,美国经济几乎被拖进第二次大萧条。
在危机周年纪念演讲中,奥巴马要求华尔街停止不负责任的冒险行为。他说,金融业的一些人对现状存在错误的解读,他们不是在吸取雷曼兄弟破产的教训,而是忽视这一切。他警告华尔街不要再走回头路,采取不计后果的行为,也不要指望美国的纳税人在他们失败之后去救助他们。(英文原文: Unfortunately, there are some in the financial industry who are misreading this moment. Instead of learning the lessons of Lehman and the crisis from which we are still recovering, they are choosing to ignore them. They do so not just at their own peril, but at our nation's. So I want them to hear my words: We will not go back to the days of reckless behavior and unchecked excess at the heart of this crisis, where too many were motivated only by the appetite for quick kills and bloated bonuses. Those on Wall Street cannot resume taking risks without regard for consequences, and expect that next time, American taxpayers will be there to break their fall. )又说:“一年前发生的一切,绝不仅仅是监管或立法不力造成的失败,也不仅仅是疏忽或缺乏预见造成的失败,而是责任的缺失造成的失败。责任的缺失,使得华盛顿成为忽视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地方,而这其中恰恰就包括金融系统的结构性问题;责任的缺失,导致购房者和衍生品交易商不计后果地承担了不可承受之重;责任的缺失,在一年前的华盛顿、华尔街、全美国随处可见,几乎导致了我们金融体系的崩溃。”(英文原文:For what took place one year ago was not merely a failure of regulation or legislation; it wasn't just a failure of oversight or foresight. It was also a failure of responsibility -- it was fundamentally a failure of responsibility -- that allowed Washington to become a place where problems -- including structural problems in our financial system -- were ignored rather than solved. It was a failure of responsibility that led homebuyers and derivative traders alike to take reckless risks that they couldn't afford to take. It was a collective failure of responsibility in Washington, on Wall Street, and across America that led to the near-collapse of our financial system one year ago. )“重拾责任,尽管有时候很艰难,但是我们必须义无反顾地去做,你在华尔街工作,你就要肩负起责任。我所提出的改革提案将会通过,变革将成为法律。但重建我们体系的最重要方式,就是重建人们的信任——这一点你无需等待新的立法就可以做到。你无需等待新的立法,你就可以马上用平实的语言向客户解释每一笔交易;你无需等待新的立法,你就可以马上把2009年高管的奖金分配方案提交股东表决;你无需等待新的立法,你就可以马上彻底清查你的薪酬体系,使其更注重长期表现而不是短期业绩。”(英文原文:So restoring a willingness to take responsibility -- even when it's hard to do -- is at the heart of what we must do. Here on Wall Street, you have a responsibility. The reforms I've laid out will pass and these changes will become law. But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ays to rebuild the system stronger than it was before is to rebuild trust stronger than before -- and you don't have to wait for a new law to do that. You don't have to wait to use plain language in your dealings with consumers. You don't have to wait for legislation to put the 2009 bonuses of your senior executives up for a shareholder vote. You don't have to wait for a law to overhaul your pay system so that folks are rewarded for long-term performance instead of short-term gains.
二、 牧师+金融巨头的汇丰集团主席葛霖对金钱、道德与不稳定世界的反思发人深省
不久前,汇丰集团主席葛霖(Stephen Green)先生送我一本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译名“金融的王道:拯救世界的哲学”,英文原文名Good Value: Reflections on Money, Morality and An Uncertain World,直译应是“良好价值观:对金钱、道德与不稳定世界的反思”,后者似更忠实作者原意。这位同时也是牧师的金融巨头对金钱、道德与不稳定世界的几点反思发人深省,不妨摘录如下:
对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反思
在美国,金融部门的负债总量在1981 年仅占GDP 的22 % ,而到2008 年第三季度,已经上升到了117 %。在英国,金融部门的总负债几乎达到了GDP 的250 %。在西方整体的金融体系中,杠杆率迅速增长,既有直接增长又有间接增长。直接的是,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资本配比变得越来越高;间接的是,银行向全世界的投资者捆绑销售债券化的资产(经常将按揭作为价值基础)。证券化资产——按揭和其他贷款被重新包装成债券,自从20 世纪80 年代就已经存在了。改变之处在于数额上的增长,以及金融工程的复杂性的显著增加。这里的金融工程是用于为那些在看起来安全的资产上寻找高回报收益的投资者创造新的投资工具的。结果是在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我们看到了所谓的“结构金融”(structured finance)的复杂系统在全世界的迅速蔓延。
这些金融关系的复杂性增加的另外一个标志是,金融衍生品的总值在10年间激增4倍。所有这些金融工程使得结构化和证券化成为可能,从而导致了风险扩散至全世界的投资者——这意味着出借人能够为每1 美元的资本创造出比以往更多的按揭和其他贷款。这反过来意味着三件事:
第一,出借人很容易被诱使过量贷款,并且因此使资产泡沫膨胀至破裂点;第二,风险的转移使得在信货崩溃的情况下,非常难以判断出谁是损失的最终承受者;第三,结构的复杂性使得在标的资产的信货困境中,它们的真实价值是什么被人们忽视。
所有这一切都引发了广为人知的“不良资产”问题。《金融时报》的吉莲吉莲· 邰蒂(Giilian Tett)将这一切描述为“棉花糖”金钱——很少量的糖就能够做成一朵很大的棉花糖,一语中的。
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反思
近年来,“企业社会责任”进入了商业词典中,也确实应该如此,后来出现了一个用“企业可持续性”来代替它的趋势。这两个表达都在提醒我们,企业需要接受广泛的责任。当然,言语可能会成为品牌管理的措辞手法中的一部分,空洞的标语对行为形不成真正的影响,这种危险总是存在的。还有一种更为隐蔽的危险是,企业社会责任被定义并划分(或分隔)到一系列的有“企业社会责任功能”来执行的活动中,成为一种主流商业的附属物。
企业社会责任功能包括慈善赞助、社区行动、教育辅助等,这些活动毫无疑问是有价值的;而企业应该勇敢地面对全面的需求,即接受自己的责任,按照一种能够促进公共利益的方式构建企业。危险就在于有的企业错误地把前者看做是后者。企业社会责任不仅仅是对社会的支持;企业可持续性发展也不仅仅是控制公司的“碳印记”(carbon footprint)。它是战略上的目标,是真正的企业自己存在的理由。
这是否与最大化股东价值的任务相冲突?当然不是,除非我们把股东价值的最大化看做是一个短期的工程。但董事会的责任不是去关注短期。近年来,市场,一个没有姓名的词汇,但实际上确实无数投资者和交易者声音的集合,的确常常对董事会和管理层施加压力,使之注重短期利益,这样的压力所带来的一些后果是我们所有人现在都能看得到的——它所带来的就是社会对这套体系的信任瓦解了。
对此,我们必须以重新献身于真正的使命作为回应,这才能使可持续性价值最大化。这当中很明确地包含四个要素。
第一,股东把资本托付给公司,用这些资本尽可能地赚取可持续性的回报当然是一种直接的、基本的责任。任何对企业责任的更广泛理解都不能成为模糊且不切实际的战略目标、糟糕的竞争定位或者低效操作的借口。
第二,为了在长期赚取最高的回报,企业需要从长远角度培养它们的客户关系和服务。这可能是标准的教科书式的智慧,而现在看来,要做到这一点越来越多地需要企业反过来去更多地投身于社会和环境。那么多的零售企业现在在销售“绿色”或“公平交易”的产品不是没有原因的。曾经看起来不同寻常——甚至是古怪的事物现在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并且是对有着更广泛关联的发展中的消费者意识的一个回应。愤世嫉俗的人可能会说,这其中有一部分只是表面文章,或者它的意义仍然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如果公众对纠缠在一起的贫困和气候变化问题的一致同意的正确的,那么把这些看做是一种潮流将是更为明智的。
第三,要实现可持续性价值最大化,毫无提问,人是最重要的,这要来我们更加关注社会责任。正如上一章说到的,大多数人都希望能够把自己、自己所做的工作、所在的行业看作是对社会做出了贡献。非常明确的一点是,下一代的管理层要求知道公司为应对挑战而制定的政策是什么。这是任何有着定期毕业生招聘项目的公司都知道的。此外,许多人都看到了社会参与活动是如何使工作场所的人们为之振奋的,他们不能不意识到这对工作的投入所产生的影响。这样一种全面的方法能够使工作中的人们保持良好状态(这样一来也就有了更高的效率),没有什么能够更好地阐释这种方法的重要性了。我记得与印度海德拉巴(Hyderabad )的一个业务处理中心的同事见面的情景:他最近刚刚随守望地球组织(Earthwatch )一起,从一个在俄罗斯贝加尔湖的为期两周的项目中返回。在那片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水体中存在着非凡的动植物群,他们为编制这些种群的目录提供帮助。他因为所经历的一切而热情洋溢,并且他把这种热情挥洒到了他的工作场所,使其感染了周围的各处。这种自我意识增强的价值以及其他无数种人们从工作场所参与更广阔世界的方式都是无价的——无论是身边还是远方。
第四,企业参与到自己所在社区的方式也需要引起我们更多的关注。对小公司而言,这可能意味着更加关注当地事务;而对大的跨国公司来说,则意味着更多地融人全球化的世界。如果说这曾经是一种可选择的额外事物,那么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从政治家到媒体,到生意场上的人们,再到顾客和股东,他们的期望越来越明确、直白。这意味着,任何珍视自己品牌,并理解(或应该理解)品牌代表了其自我理解和存在理由的公司,都将把这个挑战看做是获得可持续性成功所不可缺少的。这意味着公司必须能够提出这一问题:我们所做的商业是如何为公共利益做贡献的?并给出其答案。
所有的这些要素都是彼此相互增强的。拥有好的客户关系和有参与精神的员工对利润的增长至关重要。企业对社区多做奉献不仅可以培养客户关系,还能促进人员发展,而后可持续性的利润又继续巩固对人员和社区的投资。这当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被移走,这个循环都会受到破坏。老的、简单化的弗里德曼式思想认为企业的唯一任务就是为股东创造利润。现在这种想法早已被证明是不足以使价值维持下去的,而且它还将最终使企业成为股东的一个亏本生意。可持续性的利润与企业社会责任不是互相冲突的:它们是相互依赖的。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企业需要应对报酬这样一敏感问题。很多人都知道,要想在较大程度上避开供求法则是很困难的,而且,在这样一个日益开放的世界中,人员和工作的流动性都在增强,就更不可能脱离供求法则了。然而即便这一点大家都明白,但通过市场机制调节造成的收人差距扩大仍令许多人感到不舒服。政府需要帮助增加报酬的透明度以及消除报酬扭曲。最近的经历告诉我们,这是它们在金融市场中将要做的,也是它们应该做的。许多事例都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太过于注重短期利益,偏离了企业及其拥有者的真正长期利益——这还只是往最轻里说。但是,作为一个事实,供求法则既在人的市场中发挥作用,也在货物和服务的市场中发挥作用,而且它总是会制造出报酬的差额。
对人类良好价值观原则的反思
我们要相信我们可以避免浮士德式的选择风险,并始终不偏离满足的道路,只要我们愿意遵循某些指导原则。这些原则不是新的——甚至和关于金钱的老生常谈或者浮士德的传说一样古老。你可以说,太阳底下没有什么是新的,然而与人类历史上之前的任何阶段相比,全球化时代使这些原则与我们的相关性更大,同时也使遵循这些原则变得更加紧迫。
第一条原则:正直原则。价值观念关乎(长期)价值。对个人而言,相似的原则是,价值观念关乎工作中的真正满足。这便提出了一个问题,价值观念是什么样的?如果是这样,它谁来决定哪些是正确的?我们能否说,商业世界中有一种普适的正直标准,恰是太阳下每一个教派、文化和社会的结合点?
哲学家可能选择去辩论到底是不是有任何绝对道德或普适道德——如果有,是什么让它们成为绝对道德或普适道德,我们又怎样将它们辨认出来?但事实上,市场的道德从定义上讲几乎是普适的,这与其说是因为一些形而上学的真理,不如说是因为在一个可持续的基础上从事商业的可行性以及基于人类心理的事实。
每个人都知道信任和诚实对于可持续性商业的重要性。每个人都知道,尽管你可以一直愚弄某些人或暂时愚弄一部分人,但你不能在大部分时间里愚弄大部分人。人类的心理告诉我们,许多人当然都会去尝试这种投机取巧的办法,但这绝对不是通往持久的成功或认可和满足的道路,因为真正的满足只能来自于诚实、信任和真正渴望为基础的正直,从而以价值交换价值。
其他主要的原则可以说都是遵循于这一条的,但我还是想把它们阐释清楚,因为它们会累积性地扩大第一条“正直原则”的影响。
第二条原则:获得真正满足的方式是要把他人(同事或者顾客)当做终点来对待,而不是只作为途径。然而不管是作为终点还是作为途径,市场中的人际关系当然很重要的,而且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市场竞争的世界中,不去估量它们可能带来的进退两难的痛苦是幼稚的。但我们也都知道,组织生活的历史上到处都是一些善于利用的人的例子,他们出尔反尔,他们馅媚、欺骗,他们只通过数字来运作组织(实际上应是一个有机体,而不仅仅是组织)。不过我们还知道,这将是一条需要不断抗拒恐惧、鄙视和孤独的不平坦的道路。
第三条原则:雄心必须完全与真正的满足相一致,必须是贡献更多而不是索取更多。竞争并不能成为雄心被削弱的借口(鉴于如此多的人类的努力,领导层不可避免地要遵循一个金字塔式的层级结构,因此竞争是难免的)。竞争性的雄心仅仅在它抛开第二条原则的时候才会变成破坏性的;而且当目标变成了生命中一切的一切时,所有的雄心都是破坏性的。
第四条原则:人类有平衡他们对不同生存领域的奉献的需要和责任。这些不同的领域一般是重合的,它们的边界是模糊的。它们包括家庭的领域、工作的领域、友谊的领域和更广阔的社会组群的领域以及内在自我的领域。这些领域的内在关系所呈现的形式十分多样,在一个内在联系空前广泛和个人化程度颇深的全球世界中更是如此。有时出版的一整本书都可以是关于如何在它们之中找到健康平衡的——实际上确实有这样的书。然而,对当前至关重要的并不全是健康的处方,对此我们应该期待它们与人一样多样,而只是对这种平衡的认识,我们需要认识到,它对满足感以及避免浮士德式的陷阱至关重要。
第五条原则:领导原则。这一点也至关重要。分析一个人的哪些特点能够使其成为成功的领导,是各种商业机构的心理家们的任务。但是近年来,人们对所谓的“仆人式领导”( servant leadershop)的价值认知一直在增加。仆人式领导的本质不是心理上的统治,而是尝试去分享,去树立榜样,将领导的本能灌输给其他人,从而能够共同奋进。其最大的好处在于,这样的领导能充分认识到,他不能够逃避制定决策的职责,而且必须在其中承担风险(包括它自身受欢迎程度的风险);但同也认识到了其他人的贡献。他能看到,每个人都有领导的责任心和潜力,无论他们在组织结构中的位置是什么,也无论是否有人向他们报告,因为每个人都处在一个能够影响他人的位置上,无论期影响是好还是坏。从过去统治的角度看,最高统帅是消耗了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从这种服务的角度来看,最高统帅则充实了领导者和被领导者,而且其有效性更为持久。
第六条原则:我们所做的事情必须对人类的福祉是有益的。最后这一条原则具有决定性,它支撑着以上全部的原则,但这条原则常常被所有的有关如何生活的书籍所忽略。我们需要从镜子里面看自己,并且要对我们在全球市集中所扮演的角色提出两个问题:
( l )我所做的事情如何对人类的福祉产生贡献?
( 2 )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这些问题很重要,因为这是工作对我们的要求。它或许不是,也不应该是我们生活中一切的一切;但是它也不仅仅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爱好。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工作消耗了我们大量的甚至是最多的创造力和潜能。
告诉自己我们只是为了钱在工作?这对于我们来说代价太高了。告诉自己我们从事这份工作是因为我们擅长于此?或者是因为我们不知不觉陷入其中?又或是因为我们被困其中接受惩罚?这些答案都还远远不够。
这其中的某个答案对于我们特定的情况来说或许是正确的;但是没有一种答案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让人满意的。金钱、野心或者机缘巧合都不是一条好的工作或生活准则。我们必须为“我为什么要做我的工作?" 这个问题找到更好的答案。
这个问题实际上包含两个部分:
( l )我工作的价值何在?
( 2 )我为什么要做这项有别于其他人的工作?
工程师能够理解他的桥梁设计如何对人类福祉做出贡献吗?银行家能否明白他做贸易融资的价值?零售商人明白自己工作的价值吗?公司律师呢?财政部的公务员呢?时尚达人呢……不同的灰度之间,贡献性和破坏性难以捉摸的界限在哪里?
大多数时候,能提出这些问题就已经很好了,但如果你能够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大体上来看,我活动的领域和我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对于人类的福祉是有所贡献的,那么即便并不那么完美,你也是幸福的。这是一个获得满足的必要条件,当然,这只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动机和行为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连有所贡献都达不到的话,那就是一个警示的信号,它提醒我们,忽略生存的完整性是危险的。
三、 基于社会责任的市场行为才能成就长远可持续事业
通常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对市场行为的超越或补充,似乎市场行为是排斥社会责任的,其实不然。市场经济的要义是“利他利己”,利他才能利己。因此,市场行为不仅不排斥社会责任,而且离不开社会责任,脱离社会责任的市场行为不可能成就长远可持续事业,只有基于社会责任的市场行为才能成就长远可持续事业。这正是市场经济强调社会责任的核心价值所在。或正因如此,在《国富论》中深刻阐述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亚当·斯密,另有《道德情操论》。
人无远谋必无远利,必无长远可持续利益。从某种意义讲,在市场经济中重视社会责任,正是远见远谋远报的体现。
读《古文观止》,其中有一篇《冯谖客孟尝君》,生动而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理,给我很深印象。战国齐人冯谖,是薛国(今滕州市东南)国君孟尝君门下的食客之一,为战国时期一位高瞻远瞩、颇具深远眼光的战略家。孟尝君以“好客养士”、“好善乐施”而名闻天下,他对待门客,不惜“舍业厚遇之”,因而“倾天下之士”,门下食客达三千余人,冯谖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以怪人面目出现,起初为了试探孟尝君的胸怀和眼光,曾三番五次地向孟尝君提出近乎苛刻的要求,但孟尝君无一例外的都满足他而从来不嫌弃。当他发现孟尝君是一个不势利、非常大度、值得为他出谋划策的领袖时,毅然决定竭尽全力以事孟尝君。通过“薛国市义”、营造“三窟”等活动,冯谖为孟尝君立下了汗马功劳,使其政治事业久盛不衰。其中有关他到薛地代为收债的故事尤其生动深刻。孟尝君由于门下养有三千多食客,封邑的收入不够奉养食客,于是派人到薛地放债收息以补不足。但是放债一年多了,还没收回息钱,门下食客的奉养将无着落。孟尝君于是想在食客中挑选一位能为他收取息钱的人。有人推荐冯谖,孟尝君于是请来冯谖,说想请您帮助去收取息钱。冯谖爽快地答应了。他备好车辆,整理行装,装置着契约准备去薛邑收债。冯谖在辞别孟尝君时问道:“责毕收,以何市而反?” 孟尝君曰:“视吾家所寡有者。”冯谖辞别了孟尝君,驱车到了薛地,派官吏召集应该还债的人,偿付息钱。结果得息钱十万,但尚有多数债户交纳不出。冯谖便用所得息钱置酒买牛,召集能够偿还息钱和不能偿还息钱的人都来验对债券。债户到齐后,冯谖一面劝大家饮酒,从旁观察债户贫富情况,一面让大家拿出债券如前次一样验对,凡有能力偿还息钱的,当场订立还期,对无力偿还息钱的,冯谖即收回债券。并假传孟尝君的命令,为无力还款的老百姓免去了债务,“因烧其券”,冯谖说:“孟尝君所以贷钱者,为民之无者以为本业也;所以求息者,为无以奉客也。今富给者以要期,贫穷者燔券书以捐之。诸君强饮食。有君如此,岂可负哉!”于是,“坐者皆起,再拜”,“民称万岁”。这样,冯谖就在薛地百姓中埋下了感恩于孟尝君的种子,换得民心,功德无量。冯谖办完事后,立即赶了回去。孟尝君听到冯谖烧毁契据的消息,十分恼怒,立即派人召回冯谖。冯谖刚一到,孟尝君就责问他为什么要那样做。冯谖说,您有了个小小的薛邑,不把那里的百姓当作自己的子女一样加以抚爱,却用商贾手段向他们敛取利息,我认为不妥,就假托您的旨义,把债赏赐给那些无力偿还的百姓,“乃臣所以为君市义也”。孟尝君听后虽然心里不快,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挥挥手说:“诺,先生休矣!”又过了一年,有人在齐愍王面前诋毁孟尝君,愍王便以“寡人不敢把先王的臣当作自己的臣”为借口罢掉了孟尝君的相位。孟尝君罢相后返回自己的封地,距离薛邑尚有百里,百姓们早已扶老携幼,在路旁迎接孟尝君。孟尝君此时方知冯谖焚券买义收德的用意,感慨地对冯谖说:“先生所为文市义者,乃今日见之!”
这就是远见远谋远报!这应该算是我国古代讲求社会责任而得到好报的典型案例。
四、 从全方位社会责任银行到社会友好型银行到长远可持续发展银行
皮之不存,毛将附焉?现代商业企业都必须拥有一定的社会公众基础,否则就难以生存发展,至少是难以长远可持续发展。
如果说一般商业企业要讲求社会责任,那末银行就更是如此,因为银行即使完全私有也是准公共机构,履行社会责任是其天职。由于公众信任是银行生存发展的基础,所以,履行社会责任也是银行生存发展的基础。只有履行好了社会责任,获得公众信任,一家银行才能获得相应的生存发展空间。
银行的社会责任是全方位的。首先是对客户负责。客户是银行的衣食父母,所以必须对客户高度负责。以客户为中心,深入了解知晓客户的需求、风险偏好、风险承受能力,进而把适当的产品服务提供给适当的客户,奉客户为上帝,使其有效信贷及其他金融需求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就是对客户高度负责。其次是对股东负责。股东的投资回报至少应等于平均利润,这是银行经营者或银行家的责任。其三是对员工负责。银行经营者或银行家有责任让员工得到市场平均的合理报酬收入,让员工工作生活得有尊严,让员工德才得到培养,让员工有施展才干从而提升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还要让员工老有所养等等。
以上三者是银行的利益攸关者,相应责任是银行的核心社会责任。我们强调银行社会责任,首先应强调对利益攸关者高度负责。如果对利益攸关者责任缺失,其他方面做得再好也得大打折扣。葛霖先生所言极是:“企业社会责任功能包括慈善赞助、社区行动、教育辅助等,这些活动毫无疑问是有价值的;而企业应该勇敢地面对全面的需求,即接受自己的责任,按照一种能够促进公共利益的方式构建企业。危险就在于有的企业错误地把前者看做是后者。企业社会责任不仅仅是对社会的支持;企业可持续性发展也不仅仅是控制公司的“碳印记”(carbon footprint)。它是战略上的目标,是真正的企业自己存在的理由。”
其四是对所在社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负责。其五是对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负责。其六是对环境负责。凡是有损环境的就不应提供信贷金融支持,凡是有利于环境的就应积极提供信贷金融支持。所谓绿色信贷、绿色金融,就是对环境负责的信贷金融。七是对慈善事业负责。要扶贫济困、乐善好施,热心公益事业。
总之,对银行而言,强调全方位履行社会责任,就是强调对社会贡献大于索取,贡献社会,回报社会,取悦社会,从而使自己成为社会友好型银行。银行对社会友好,社会就对银行友好,此所谓社会友好型银行。这样的银行才可能长远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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