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利润增长不是问题而是社会利好

利好之一:无需纳税人钱或财政资金救助。据彭博社报道,美国大型银行从2007年至2009年共计从美联储获得7.7万亿美元救援款,超过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

我国上世纪中后期,银行业几乎全行业亏损,有些陷于破产或破产边缘,国家也多次拿出巨额资金救助。当时中国银行业在国际上被认为“技术上已破产”,在国内被形容为 “一颗定时炸弹”。为了化解那样高的风险,化解银行业的历史包袱,国家曾连续多年注入大量财政、外汇资金。1998年,财政部发行2700亿元特种国债为国有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1999年,国家相继成立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国有商业银行近1.4万亿元的不良贷款;2004年1月,国务院决定将4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分别注入到中国银行和建行,支持其股改;2004年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分别剥离和核销不良贷款2544亿元、1289亿元、529亿元,合计4363亿元;2005年4月,国务院批准工行股改方案,决定通过运用外汇储备150亿美元补充资本金,使核心资本充足率达到6%,并通过发行次级债补充附属资本,使资本充足率超过8%。人民银行还通过发行中央银行票据用于工商银行4590亿元可疑类贷款剥离。同时,保留财政部原在工行的资本金1240亿元,从而使工行核心资本达2480亿元。2008年国务院再决定将19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资金注入农业银行。

现在,我国银行业已无需救助,不能说不是一大利好。

利好之二:增加国家税收及上缴红利。据统计,2008、2009、2010、2011年,银行业金融机构分别向国家上缴营业税和所得税2898、3250、4320、5919亿元。除此以外,更向国家上缴大量红利。以国有控股的五大商业银行为例,在目前的股权结构中,财政部、汇金公司和社保基金理事会持有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股权一般在70%左右,还不包括其他国有企业、国有机构对银行业的投资(以工行为例,其目前股权结构中,财政部和汇金公司持股比例70.76%,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持有5%)。这意味着,国有商业银行每创造1元钱利润,至少有0.7元是国家的直接收益。

国有控股商业银行自上市以来,共实现税后净利润超过2.3万亿元,据此测算,国有股享有收益超过1.6万亿元;银行业持续的利润增长也为股东和投资者提供了丰厚的股权增值、分红派息等投资回报。据统计,2008年以来,五家大型商业银行累计向国有股东分红4900亿元。以工行为例,工行自2006年股改上市以来,共实现税后净利润约5400亿元,其中国有股获利4100亿元,占比75.93%;国有股权从中现金分红2000亿元,国有股权增值超过8000亿元。国家前期对国有银行救助、财务重组、股份制改造、上市等的投入已基本收回。

利好之三:补充资本金及拨备。数据显示,我国商业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2002年底资本充足率达标的银行仅8家,达标资产占全部银行业资产仅0.56%,整体资本充足率实际为负数,2011年底达12.7%。主要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2003年才20%,2011年底达278.1%,另加2.7%的贷款拨备率。银行资本补充来源主要包括留存利润、发行股票、次级及可转债、其他。银行业内源性资本积累与外源性资本补充对资本增加的贡献之比,2010年为1:1.58,2011年为1:0.66。2009-2011年,我国商业银行净资本共增加3.36万亿元,其中留存利润1.64万亿元,占比48.8%,股票1.09万亿元,占比32.4%,次级债5123亿元,占比15.3%。这表明,利润留存已是商业银行资本补充的主来源。

利好之四:扩大社会慈善事业。据不完全统计,2005年,中国银行业支持社会公益事业涵盖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卫生、科技、环保等众多领域和行业的捐款总金额达到15475.92万元,2006年为27417.09万元,2007年为64314.11万元,2008年为10.1亿元,2009年共计开展扶贫帮困项目1,647个,涉及资金达34.82亿元,受助人数达61.29万人,捐款总金额每年翻番。2010年,银行业投入公益事业的金额达271.73亿元,较上年增长153.04%。

利好之五:增加信贷投放。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为扭转我国经济急转直下的势头,银行业被要求超常增加信贷投放。2009年,人民币新增贷款投放量达到9.59万亿元,此后2010、2011年人民币贷款增加分别为7.95万亿元、7.47万亿元,增速分别为  33.0 %、19.7 %、15.8 %。这与欧美等危机国家的信贷收缩(credit crunch)形成鲜明对照。信贷超常投放为经济稳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信贷投放是受资本充足率约束的,要扩大信贷投放,就要增加资本金,而如上所述,利润留存是资本金补充的主来源。

银行利润增长归功多种因素

银行利润增长确实很大程度归因于息差。单就利息与非利息收入占比而言,我国银行业盈利以传统存贷款业务利息收入为主,占比超过80%。2010年10月以来,国家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流动性偏紧的市场环境下,资金面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商业银行议价能力相对有所提升,五次加息后的资产重定价也提高了银行的净息差水平。2011年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息收入2.15万亿元(含债券利息收入5039亿元),比2010年增加4867亿元,同比增长29.3%。

但“真理向前再跨一步,哪怕是微小的一步也会变成谬误”。片面夸大息差对银行利润增长的贡献度,尤其将银行利润增长唯一归因于利差,就是片面性谬误。

比如,说“我们的银行比世界上其他银行凭空多拿了一万多亿”,“银行业坐享高存贷利差”,“全世界银行存贷款利差只有1个多百分点”,至少三个谬误:其一,银行总共1万亿利润,都是凭利差赚的吗?谬也。其二,就算都凭利差赚,且不说拉贷款责任终身追究,存款放贷款多么难多么艰辛,凭空吗?谬也。其三,“全世界银行存贷款利差只有1个多百分点”?谬也。2008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及人民币名义利差收窄影响,净息差从2.94%一度下跌至2009年的2.24%,2011年逐步回升到2.6%。根据人民银行现行利率政策,贷款利率上限没有限制,意味着商业银行可以把贷款利率上浮到能够贷出去的程度,而银行实际执行上浮利率的贷款占比一般在30%左右。总的看,这些年我国银行业净息差水平基本稳定在2.5%-2.8%之间。以世界银行统计的2010年各国存贷利差为例,巴西存贷利差高达11.1,俄罗斯为4.8,菲律宾为4.5,老挝为19.8,我国也仅高于日本、加拿大、伊朗等国家。另据统计,富国银行利差4.26,JP摩根3.06,汇丰2.68,花旗3.15,西班牙桑坦德银行2.50,美国银行2.78,巴黎银行2.68。国际十大银行中,只有3家净利息收益率低于我国,7家高于我国。

将银行利润增长片面或唯一归于利差,解释不了实际利差最大的1996-1999年(其间最高5.36,最低3.78),我国银行业不仅没有利润而且“技术上已经破产”的历史事实。也解释不了在所有金融机构中,利差最高的是农信社和小型银行,而这类机构的盈利水平并不高的现实。

除利差因素之外,银行利润增长还归功于以下多种因素。

一是实体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近10年来我国经济年均增速保持在9%以上,这是商业银行利润持续增长的首要外因。实体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既为银行提供了与日俱增的资金来源,又向银行提出了与日俱增的资金需求,从而使银行的市场空间(主要表现为贷款规模)日益增长。

2003年末,中国银行业的总资产27.64万亿元,总贷款13.71万亿元,2011年末,银行业总资产113万亿元,较2003年末增长约3倍。2011年生息资产余额107万亿元,较上年增长18%。到了2011年9月末,仅仅是商业银行总贷款达到了43.0万亿元。在不到8年的时间里,银行业的总资产和总贷款都增长了200 %以上。

在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而利差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只要贷款资产质量不下降,贷款规模扩大,利润必然随之增长。

二是大量国家财政、外汇资金注入化解历史包袱。如上所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银行业在国际上被认为“技术上已破产”,在国内被形容为 “一颗定时炸弹”。为化解那样高的风险,化解银行业的历史包袱,国家注入了大量财政、外汇资金。如果没有那样大量财政、外汇资金的注入,让银行业轻装上阵,根本就不可能有近年来银行业利润的持续增长。

三是银行业改革开放。财政、外汇资金注入化解历史包袱,为银行业改革开放创造了前提条件。党中央、国务院曾以“背水一战”的决心,全面启动银行业改革开放。经过核销、注资、重组、改造、引投、上市等环节,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从无到有,体制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经营管理能力不断提高,风险管控能力不断增强。这是银行利润持续增长的制度保障。

四是银行收入成本比的降低。受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国际银行业的成本收入比从2006年的54.13%上升到2010年的58.71%, 而2003年以来,我国银行业的成本收入比一直在稳步下降,到2011年9月末已经从前几年的40%以上下降到30.5%,这就意味着在相同的营业收入下,银行的费用开支更少,能够创造更高的利润。

五是资产质量持续改善。2003年末,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余额是2.44万亿元,不良率是17.80%。而到了2011年第四季度,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余额下降到4279亿元,不良率只有1.0%。

目前,俄罗斯、欧盟、美国、巴西、日本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分别为9.5%、6.8%、5.5%、3.8%、1.7%。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在全球处于最低水平。不良贷款余额和比率持续下降带来信贷成本率的明显下降,从而使得资产减值准备提取与拨备前利润的比例明显下降。资产质量的持续改善保障了利润增长。

六是电子银行等高科技含量渠道及相应业务的发展。据统计,新型交易支付工具已占全部商业银行业务大约30%,其运营成本通常只占传统方式的零头。电子渠道办理业务的成本大大低于柜台业务交易成本。2000年就有人计算过,单笔业务成本,营业网点是1.07美元,电话银行是0.54美元,ATM机是0.27美元,网银是 0.1美元。想一想,十分之一的成本,能节省多少费用啊!商业银行全部业务中电子银行的业务替代率约为60%。随着交易量的扩大,电子银行成本还在下降,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利润自然会随之增加。当然,这种节省不应银行独享,应让利于民,全民分享。比如,通过网银汇款手续费打5折甚至更低;通过网银购买基金、理财等手续费也给予一定优惠。

七是中间业务的发展。根据银监会公布的资料显示,自2003年以来,我国主要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与利息收入比率稳步提高。2003年至2006年9月,主要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与利息收入比率分别为14.71%、14.93%、17.24%、18.19%。2011年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5149亿元,比2010年增加1631亿元,增幅达46.3%,显着高于同期净利息收入的增幅(29.3%)。与2010年相比,商业银行对利息收入的依赖程度继续下降,非利息收入占比(非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由2010年的17.5%上升为19.3%。

中国银监会统计部刚刚对银行业金融金融机构利润增长贡献因素做过一个统计分析,结果显示:生息资产规模增加对利润同比多增部分贡献率为98.1%,利差扩大为45.6%,非利息收入为46.8%,营业支出增加为-70.1%,其中成本收入比下降为10.4%,减值准备增加为21.3%,其他因素为0.9%。

发展中间业务不仅银行必需而且社会必需

有关银行服务收费的问题,媒体集中报道及抨击性评论舆情已好几轮了。先是有关某教授说银行收费达7000多项的报道引起一轮舆情,然后是有关服务收费占“半壁江山”引起一轮舆情,再然后是有关“银行暴利”引起一轮舆情。每次媒体有关银行中间业务的一个报道出来,即使根据不足,甚至严重失实,都会引起舆论哗然,少则数十多则百千篇抨击性评论就见诸各类媒体。许多抨击可谓义愤填膺。跟着上来还有律师“为民请命”,要起诉银行。这反映社会对银行中间业务是非常不理解不接受的。

上面说媒体或学术界夸大了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发展的数量及比重,其实问题不在夸大,而在多方面对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发展存在一定误解。最大的误解莫过于,将中间业务等同于巧立名目乱收费。

这种误解不消除,如此舆情不化解,银行中间业务根本不可能正常发展。

要消除上述误解,有一个理必须说透,这就是:发展中间业务不仅是银行必需的,而且是社会必需的。这一点尤其需要向媒体、意见领袖和社会公众说透。坦率地说,简单将中间业务等同于巧立名目乱收费,是不科学不可取的。这需要从中间业务的定义说起。所谓中间业务,是指商业银行在资产和负债业务的基础上,利用技术、信息、机构网络、资金和信誉等方面的优势,不运用或较少运用银行的资产,以中间人和代理人的身份替客户办理收付、咨询、代理、担保、租赁及其他委托事项,提供各类金融服务并收取一定费用的经营活动。

再看一下中间业务的构成。对个人项目七大类:人民币结算业务、代理业务、银行卡业务、外汇结算业务、理财业务、电子银行业务、其他业务。对公项目十一大类:人民币结算类、代理类、银行卡类、外汇结算类、投资银行类、理财业务、融资担保业务、电子银行业务、资产托收业务、离岸业务、企业年金等其他类。

上述这些项目,都是百姓生活、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真实必需的,而且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日益增长的。试想10年前,我们能通过银行缴纳水电费,能在银行买保险、基金,可以在满街的ATM上随意取款吗?那时我们如果要办理异地汇款,可能要等上7天才到账,而今天即使远隔千山万水我们也能做到实时到账。银行卡凭借安全、高效、便利、快捷等特点,已经逐渐取代现金、支票等,成为最重要的电子支付工具,而其年费才10元钱。商业银行借助现代技术,推进自助银行、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电视银行、POS终端等服务渠道建设,通过电话、互联网、手机等多种形式,让百姓享受到24小时多层次、多渠道的全天候服务。网上银行仅从转账功能来说,从行内转账发展到跨行转账、到超级网银,使个人网银能够跨空间、超速度前行,为持卡人带来越来越多的方便。再比如,有了“通存通兑”之后,银行服务不再受物理网点和环境的限制,客户与开户银行签订“个人存款通存通兑服务协议”,然后就可以在开户网点以外的其他银行的营业网点办理相关业务,持A银行存折完全可到B银行或C银行办理存、取款,而不必再像以往那样,将现金在不同银行间“搬来搬去”,使普通百姓享受到了超值的银行服务。而收费标准是“按金额的0.1%-1%收取,最低1元,最高200元”。还比如,保函类业务项目,原来仅是简单的区分为融资性保函、非融资性保函,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及服务的细化,保函类服务就划分为工程保函、投标保函、预付款保函等30多个品种。

诸如此类,都能增加大众幸福、提高企业效率从而增进社会福利的。因此,我还是坚持那句话:只要质价相符,尤其能给消费者或客户带来超值享受,能够增加大众幸福、提高企业效率从而增进社会福利,那样的中间业务就是多多益善。

银行利润持续增长面临严峻挑战

一是不良贷款率不仅降无可降，而且存在一定反弹压力。如前所述，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已降至1.0%，主要商业银行不良率都在此之下，按趋势及规律，已降无可降。更何况，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为支持经济回稳向好而超常投放的9.6+7.9+7.5万亿新增信贷，已然形成风险暴露，尤其其中10万亿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潜在风险较大，必将形成一定不良贷款率反弹压力。

据有关权威部门测算，以2011年银行业10412亿利润为基数，若不良率上升1个点，损失率50%，则利润损失21%，仅剩8273亿元；损失率70%，则利润损失29%，仅剩7417亿元；若损失100%，则利润损失41%，仅剩利润6133亿元。

二是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商业银行的息差会进一步压缩。据台湾银行同仁介绍，利率完全市场化背景下的台湾地区商业银行的利差已长期压缩在1.5之下，他们的银行已很难依靠息差生存。我国是一个超高储蓄率国家，长期以来储蓄率高于投资率，随着利率完全市场化的推进，必然是利差收缩。

三是在金融脱媒大势所趋下，商业银行市场或生存空间必将大大压缩。从世界范围来看，受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影响，不同国家的金融体系也呈现出不同的结构特征：大陆法系偏重商业银行，其金融体系为银行主导型；英美法系偏重资本市场，其金融体系为市场主导型。根据年初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发布的数据，截止2011年11月末，我国金融业总资产119万亿，其中银行业总资产108万亿元，占全部金融行业总资产的90.75%。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去年前三季度社会融资结构当中，除企业债券、信托贷款和股票融资以外，来自商业银行的贷款（包括委托贷款在内）占比超过86%，这说明我国的金融体系属极端银行主导型。我国在“十二五”规划当中强调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显著增加直接融资的比重。同时，批准上海、浙江、广东、深圳等4地开展地方债试点，积极发展债券市场。根据审计署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末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7万亿元，其中有80%是来自银行信贷。这意味着如果地方债试水成功，巨大的地方政府债务今后也可能由银行信贷间接融资向资本市场直接融资转变，整个社会融资结构面临变革。在金融脱媒大势所趋下，商业银行市场或生存空间必将大大压缩，其传统盈利模式、负债结构、客户结构及风险管理手段都将面临严峻挑战。

四是随着资本监管要求的提高，补充资本金的压力必将增加，资本利润率必将压缩。本轮金融危机过后，全球的金融监管机构都进一步强化了资本要求。根据《中国银监会关于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明确了针对商业银行的三个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即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不低于5%、6%和8%。其次是引入逆周期资本监管框架，包括2.5%的留存超额资本和0-2.5%的逆周期超额资本。同时，增加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附加资本要求，为1%。在这种情况下，补充资本金的压力必将增加，资本利润率必将压缩。

综上所述，商业银行若无应对良策，不仅利润增长不再，而且难逃“恐龙宿命”。这不是危言耸听。

应更多关注银行持续稳健进而国家金融安全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命脉。命脉不稳健不安全,遑言国家经济发展、社会政治稳定?

各国历次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教训即:金融安全至关重要。金融出了问题,失去安全,不仅经济社会发展回落空甚至严重倒退,而且可能引发社会政治动乱,一发而不可收。而我国的金融体系又是极端银行主导型的。银行在我国经济社会的特殊重要性无须赘述。其特殊重要性决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很程度取决于银行,社会稳定很大程度取决于银行。

银行,即使是完全私有的银行,都是准公共机构,对整个经济社会来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银行好,有能力支持经济发展,当然“一荣俱荣”;银行不好,出现亏损甚至倒闭,受损的就不只是银行,也不只是社会经济发展受损,而且要纳税人或国家或全社会拿出真金白银来救助,当然“一损俱损”。

更何况,在我国,银行稳健很大程度决定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再进一步说,在我国,银行安全很大程度就是国家金融安全,进而很大程度就是国家经济社会政治安全。银行盈利正是银行稳健的重要指标,亏损则是不安全的重要指标。

最近热议所谓“银行暴利”,或许没有近忧,但若引发银行利润大幅下降甚至亏损,几年后再来热议如何“救助银行”,就真是悲剧。

居安思危.我们是不是应该有那样的远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