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高中毕业后在生产队当社员，在“三治”（治水治山治土）农田基本建设小组干得正欢，公社中心小学一位女教师请产假，要请一个代课教师，那机会就轮到我了。

那是1973年初夏的一个傍晚，我从“三治”工地收工后回到家里，公社中心小学的总务主任孙友炎老师早在我家的小板凳上坐着等我，见面就说要请我去当三个月代课老师。那对我来说真是未求而遇的惊喜呀！当晚，就带着孙老师去跟我们生产队长说好，第二天就到学校跟那请产假的女教师做交接，第三天就给她所教的班级上课。

我给讲授的第一课是小学四年级课文“小英雄雨来”。我深知那第一课对我有多重要，就做了精心准备，第一次走上讲台也就胸有成竹，没有慌张。我先将“小英雄雨来”的故事娓娓道来，从他在河里钻上钻下顽皮耍水，到凭高超水性逃脱妈妈用笤帚追打，到上夜校读书念“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到掩护交通员李大叔，到凭高超水性与鬼子作斗争，到最后“芦苇丛里水面上露出个小脑袋来”，讲得学生们都竖起耳朵听。然后对课文结构层次以及写作方法进行了解读，让学生们感觉耳目一新。那一课后，明显看得出学生们对我的好感，也听到了学生们对我的好评，那些好感好评也很快传到了其他老师和学校领导那里，应该说是“第一炮打响了”，初战告捷。

当代课教师每月工资收入29元，还给30斤粮票，那是我在生产队当社员收入的十几倍。不过，由于我是临时代课，生产队长要求我将所得代课工资比照在外搞副业的交生产队，然后由生产队给记工分。我跟队长说，那学校给我安排的临时寝室晚上夜蚊子成堆，抬得走人，没有蚊帐不行，就给我留了一部分钱买蚊帐，剩下的交给生产队。

我终于用自己挣来的钱买了床新蚊帐，盛夏夜晚挂上，用小木夹子夹严实，仰身躺在里面，跷着二郎腿，用把蒲扇自个儿扇风乘凉，听夜蚊子在蚊帐周围嗡嗡乱叫却奈何我不得，好不得意！

三个月很快就结束了。代课本来就是临时的，临近暑假，我还得回生产队当社员。重操旧业倒没什么，什么活都难不倒我，但当我教过或认识我的学生们上学放学路过我们生产队看见我在地里干活时，那眼神似乎在说“昨天给我们上课那么神气的老师今天怎么这么泥土了”，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儿，尴尬甚至委琐。有时，见有学生路过，就躲一边去。

好在那样尴尬委琐的日子不久，临近下一学期开学，公社中心小学的领导通知我被聘为民办老师，要我到一偏远高山地带联合几生产队开办“育红班”，就是生产队未满六岁孩子的学前班，相当于现在的幼儿园吧！那学前班就设在一社员家堂屋里，课桌由各家各户凑，都是破烂不堪的老式桌子。我刚把那个学前班办起来，把课桌凑齐了，学生动员来了，家长见面了，正要上课，公社中心小学领导通知我到中心小学担任民办老师。

80后90后们或许不知何为“民办教师”，据《教育大辞典》，那是指“中小学中不列入国家教员编制的教学人员。通常由学校或当地基层组织提名，行政主管部门选择推荐，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查。生活待遇上，除享受所在地同等劳动力工分报酬(1979年后享受‘责任田’)外，另由国家按月发给现金补贴。”

就那样，自1973年9月，我被聘为公社中心小学民办教师，直到1976年12月。

刚开始，国家给我的补贴是每月3元，后来8元，再后来当上初中民办教师又教导主任升为16元。每到年终，要挑着箩筐到大队指定的生产队去收分给的口粮，另还分得少许工分折算的现金。与在生产队当社员比，已经相当不错了。但与同校公办或国家教师相比，收入待遇上又相差很多，比如公办教师试用期月工资就29元，转正即35元，更加公办教师每月还发粮票，到哪开会什么的，很方便，还发肉票（每月最多也就1斤）及其他副食品、肥皂等票证，民办教师们除工资收入大大不如公办老师外，到哪开会什么的，没有粮票，还得背着沉重的粮食走十几里或几十里路，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更感觉低人一等，很没面子，至于肉票及其他副食品、肥皂等票证，想都别想，同工不同酬，所以，又常常抱怨新的不公平。

不过，就我个人而言，还是满足大于不平。由于口粮伙食费不用出，那每月3元、8元、16元的补贴，我当时都用于买书订报刊，那时的书刊很便宜，能买很多书。刚开始，也没选择，什么书都买，比如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尼的《天演论》、哥伯尼的《天体运行论》，还有花卉什么的都买，什么报刊都订，《人民文学》、《诗刊》不用说，《自然辩证法》一直订阅，后来才知道是“四人帮”线上的什么《学习与批判》、《朝霞》等刊物也一直订阅，另加当时许多马列原著都可免费获得，让我阅读了许多报刊书籍，增长了许多知识。那是些些补贴待遇无以伦比的。

当然，对我来说，三年民办教师经历的珍贵更在于，特殊历史背景下的那段风风雨雨、浪底浪尖、曲折盘陀、荣辱交错，摔打了我，锤炼了我，让17岁的我成长为20岁的我。

按有关规定，填写我的工作履历表，工龄可从代课教师、民办教师算起。从代课教师到民办教师，确是我职业生涯的起航。“三十六年过去，弹指一挥间”。那起航，仿佛就发生在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