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2日出席宁波市银行业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论坛并发表“浙江模式与蜜蜂银行”的演讲，以下是演讲整理稿，请分享。

浙江经济发展业绩很大程度得益于浙江模式

   浙江，常住人口为全国3.8%，土地面积为全国1.1%，人均资源拥有量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1.5%，居全国倒数第三位，2011年GDP达到32000亿元，继广东、江苏、山东之后，跨入“三万亿俱乐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过58000元人民币，约合9000美元，其经济发展业绩为举国关注。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举国关注的浙江经济发展业绩，“源头活水”就在于浙江模式。换言之，浙江经济发展业绩很大程度得益于由民本、民营、浙商、小微、集群五要素构成的浙江模式。

其一，民本。就是“以民为本”的体制机制安排。这其实是民营经济得以发展的制度基础。如果说，典型计划经济是地地道道的“官本经济”，那么典型市场经济就应当是“民本经济”，非典型市场经济可能介于两者之间，甚至可能是“官本市场经济”。据我观察，浙江在这方面虽然还不能说已属典型市场经济或民本市场经济，但与其他省区相比，“民本”更多，“官本”较少。这主要体现在其政府职能转变上。有不少这方面的报道，如建立“服务型政府”、“一站式服务中心”，更好服务企业、服务民营经济；推进乡镇机构改革，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特别是适应为“三农”服务、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职能；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等等，应该说，在朝着“去官本”、“强民本”方向加速运动。

其二，民营。由于历史及特殊地理位置原因，1953―1978年，浙江全省人均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只有全国同期平均水平的一半，列各省市区最后一位，加之外商投资也远远低于沿海省市的水平，这就历史地决定了其工业产值中“国有工业”比重为全国最低,非公有制产值占了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的90%，其经济发展主要不是依赖政府大规模投资、国家地区优惠政策或境外直接投资。在民营经济最发达的温州、台州、义乌等地区，近几年城市建设资金的80%以上都来自于民间。活跃而充裕的民间资本，已渗透到浙江的各行各业，并逐步形成了民众投资、民间营运、全民分享的自我循环发展体系，给浙江的经济繁荣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其三，浙商。所谓浙商，就是浙江这一地域的企业家群体。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有赖于一批活跃的企业。但“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更离不开作为企业领袖的企业家群体。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一个活跃的企业家群体。

“企业家”最初的定义是“冒险事业的组织经营者”。其实，充满不确定性和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中的企业何尝不是冒险事业。正因为如此，企业也就非常需要组织者和经营者，需要领军人物，需要领袖。作为企业组织者、经营者的企业家，当然就是企业领袖。

作为企业家，首先要有一定的组织才能。因为企业是一个或小或大的组织体，不能没有组织者，企业家就是当然的企业组织者，这就要求企业家具备相当的组织才能。一般而言，作为企业组织核心或灵魂的企业家越具有组织才能，一个企业就越能紧密地组织凝聚在一起，从而也就越具竞争力。

作为企业家，还要具有一定的经营才能。所谓经营才能，就是善于把各种资源组合起来形成批量产品或服务产出，同时又把这些产出卖出去，并赚取一定利润的才能。换言之，企业家经营才能，就是善于发现、搜寻、创造并实现有利可图的市场机会的才能。作为企业家，还要具有一定的创新才能。熊彼特所定义的企业家就是创新家。在熊彼特看来，一种经济在没有企业家之前，没有创新，没有利润（实际上是没有超额利润），属于静态循环流转的经济；有了企业家，有了创新，有了利润，才有动态经济发展。因此，企业家的创新属于打破静态循环流转的“创造性的破坏”，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而企业家的创新主要有五种，即引进引进新产品、引用新技术即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和实现企业的新组织。

综上所述，可见企业家是具有特上才能的人，是极其稀缺的人才资源，是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因此，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一个活跃的企业家群体。

而浙商作为特殊的企业家群体，又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也可以说是历史积淀的。唐代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江浙一带成为中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商品经济较为发达。清朝末年及民国初年，浙江商人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中坚之一，为中国工商业的近代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民国时期，江浙财阀是国民政府的经济基础。改革开放之后，浙江商人活跃于国内外商界，为国内最活跃的商帮或企业家群体。

其四，小微。小微企业号称浙江的特色和“名片”。据统计，到2012年1月末，全省小微企业达到56.9万家，占全省企业总数的97%，有1100多万人在小微企业中工作，占全省一半以上就业岗位，创造了全省全部工业总产值的56.3%。

其五，集群。1990年美国学者迈克·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首先提出用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一词对集群现象的分析。他通过对10个工业化国家的考察发现，产业集群是工业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在所有发达的经济体中，都可以明显看到各种产业集群。产业集群是指在特定区域中，具有竞争与合作关系，且在地理上集中，有交互关联性的企业、专业化供应商、服务供应商、金融机构、相关产业的厂商及其他相关机构等组成的群体。

在浙江，几乎每一个县市都存在着一个或数个由众多小微企业组成的产业集群，如绍兴纺织、宁波服装、永康五金、嵊州领带、温州打火机、海宁皮革等，从而使每一个县市的工业产业呈现出鲜明的区域特色。也正是这些具有区域特色的产业集群，支撑了浙江各市县的经济增长，推动了浙江的工业化进程，进而提升了浙江的城市化水平。

　　据分析，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的作用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通过以区域资源禀赋为基础的专业化，使区域比较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二是以区域内部协作（或网络化协作）为基础的规模效应。如嵊州领带年产量超过3亿条，达到全球领带产量的三分之一；温州金属外壳打火机，占全球产量的70%；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年产笔60亿支，达到了“世界人均一支笔”等等。正是这种建立在空间集聚基础上的规模效应，造就了全球范围内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三是基于互动学习的竞争和创新。作为一个区域性产业网络，产业集群为内部企业提供了一个互动学习的平台，市场信息在集群内部传递，产业知识通过各种正式或非正式渠道得到交流和积累，熟练劳动力甚至专业人才也在集群内部的企业中流动，正是通过这些不断流动变化着的信息、知识和人力资本，企业之间相互学习、相互竞争，激发了企业、产业甚至区域层面的各种创新，进而成为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平台。

民间借贷危机表明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需金融跟进

近来，吴英非法集资案、温州老板“跑路”案连发，又让浙江

为举国所关注。事实上，伴随经济发展，浙江一直以来就是民间借贷的集中区，只是最近才爆发民间借贷危机。

这场区域性民间借贷危机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我以为，最重要的就是：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金融跟进。因为随着实体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游离出来的民间闲置资金增多，表现为盲目寻求高回报民间借贷增多；另一方面进一步发展对资金需求增多，表现为小微企业融资越来越困难，不惜通过民间借贷高利融资。这反映的问题其实正是金融滞后，因此，解决的办法应该是金融跟进。

金融跟进不只是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而首先是通过正规金融以及规范化民间借贷引导游离出来的民间闲置资金。这一点似乎被人们忽略了，其实是很重要的。马克思不是说过吗？“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会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能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去冒绞首的危险。”由此可见，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金融跟进引导游离出来的民间闲置资金，是何等重要。

 我以为，正在实施的温州金融改革试验，不是所谓“打破银行垄

断”，而应着眼于构建一高效稳健“金融都江堰”，有效疏引游离出来的民间闲置资金去灌溉小微企业，助长小微企业。

由此构想出发，重点似应：其一，规范民间融资。如研究制定民间融资管理办法，建立民间融资备案管理制度，抓好民间资本管理公司试点，促进民间金融规范化、阳光化。规范后民间融资，将主要满足小微企业“急、小、短”融资需求，以补正规金融这方面的欠缺。其二，构建适度竞争社区银行主导型地方金融机构体系。应鼓励大力发展包括村镇银行在内的社区银行，小额贷款公司辅补，担保、征信机构乃至保险机构增信，如此分工互补，形成适度竞争社区银行主导型地方金融机构体系。其三，健全民间资本市场体系。比如，推进产权(资产)交易市场试点建设，推进企业股权、技术产权、文化产权等产权交易。建立股权投资发展体系，设立政府引导基金，组建若干只产业投资基金。开展中小企业私募债试点，引导企业通过债券市场进行融资。其四，强化地方金融监管体系。“金融都江堰”必须稳健才可持续，才可高效。为此，必须强化地方金融监管体系，而不是相反。比如，温州提出的建立温州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制定针对资本类运作机构进行监管的系列配套方案，组建涉嫌金融犯罪侦查支队，探索建立金融仲裁院和金融法庭，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维护公平公正的经济金融秩序，完善金融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健全地方金融风险预警体系，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全面加强信用建设，构建全社会的征信体系，等等，是应有之举。

  总之，所谓“金融跟进”，即高效稳健“金融都江堰”之跟进。

“蜜蜂银行”推广值得

     2006年到宁波鄞州银行调研，发现其潜心小微的经营特色与其蜜蜂行标十分吻合，就总结概括了其“蜜蜂银行”的五个要点：

其一，“不嫌小散”。唐朝诗人罗隐写“蜂”：“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再小再散的花，蜜蜂都要采摘。对银行来说，所谓蜜蜂精神，就应再小再散的企业银行应都要积极支持。

其二，“勤于采摘”。《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有《咏蜂》诗：“穿花度柳飞如箭，粘絮寻香似落星。小小微躯能负重，器器薄翅会乘风。”据说，在通常情况下，一只工蜂一天要外出采蜜40多次，每次采100朵花，但采到的花蜜只能酿0．5克蜂蜜。如果要酿1千克蜂蜜，而蜂房和蜜源的距离为1．5千米的话，几乎要飞行12万千米的路程，差不多等于绕地球飞行3圈。蜜蜂一大优点即勤奋勤快，它们频繁出动积少成多。对银行来说，所谓蜜蜂精神，就应频繁奔走于小微企业，将合格者纳入信贷支持服务对象。

其三，“精于识别”。宋代诗人陆游在《见蜂采桧花偶作》中写道：“来禽海棠相续开，轻狂蛱蝶去还来。山蜂却是有风味，偏采桧花供蜜材。”当代诗歌《我是诗歌百花园中的一只蜜蜂》有如下诗句：“嗡嗡嗡，飞啊飞，飞着寻觅，面对百花我与花接触飞得很低，采我需要的花，酿我的蜜。”蜜蜂在采集花蜜时，对花朵是有选择性的。一般含苞或是刚开放的花，蜜蜂是不进行采集的。它的采摘对象是盛开的花朵，因为此时花蜜或分泌物的含量是比较丰富的。蜜蜂是精于识别的动物，它们善于识别哪些花能酿蜜能采摘，哪些花酿不成蜜甚至有毒不能采摘。对银行来说，所谓蜜蜂精神，就应识别哪些小微企业讲诚信有潜力，有意愿且有能力还本付息，其信贷需求属于有效信贷需求，因而值得将其纳入信贷对象给予支持，哪些不讲诚信没有潜力，无意愿或无能力还本付息，其信贷需求属于无效信贷需求者，则应慎重。就是说，并非是小微企业都支持，而是要有选择，正如蜜蜂并非是花都采，而是有选择一样。

其四，“巧于加工”。古诗中有无名氏之《蜜蜂》诗云：“腰肢何纤纤，惯向花底潜。勤劳成蜜后，辛苦为人甜。” 南宋诗人杨万里也有《蜂儿》诗：“蜂儿不食人间仓，玉露为酒花为粮。作蜜不忙采蜜忙，蜜成犹带百花香。”把各种花朵加工成蜂蜜，是需要灵巧加工的。据说，所有的工蜂先把采来的花朵甜汁吐到一个空的蜂房中，到了晚上，再把甜汁吸到自己的蜜胃里进行调制，然后再吐出来，再吞进去，如此轮番吞吞吐吐，要进行100～240次，最后才酿成香甜的蜂蜜。对银行来说，所谓蜜蜂精神，就是要通过自己的专业努力，扶持、培植、助长小微企业，帮助自己的小微企业客户做特做优做强做大，成为优质而忠诚的客户。这也可以说是“因我而变”。

其五，“良好治理”。“它们是一个王国，还有各式各样的官长，它们有的像郡守，管理内政……”，这是莎士比亚对蜜蜂生活的生动描述。蜜蜂分工明确、团结协作，有良好治理，是动物界奇迹，也一直为人类叹为观止。对银行来说，所谓蜜蜂精神，就是要像蜜蜂那样有良好的治理结构。

这次到宁波，鄞州银行董事长陈耀芳先生介绍，他们最近正在研究《人力资本、货币资本价格、价值确定对企业机制的影响》，探索建立以股东与员工间利益共享为基础，适度考虑与社会共享的分配机制。这其实是另一种蜜蜂精神，即“成果分享”精神。有《蜜蜂咏》诗云：“协力同心事业成，甜巢筑就共栖生。”描述的正是其“成果分享”精神。这还让我想起1985年做硕士论文时查阅过的一篇叫“分享经济学”的文献。

“分享经济”，超越“姓社姓资”，可能是解决我国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形成的新的“劳资矛盾”以及“企社矛盾”、“银社矛盾”的良方。因此，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综上所述，不嫌小散、勤于采摘、精于识别、巧于加工、良好治理、成果分享六要点构成之“蜜蜂银行”值得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