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家乡公社中小学担任民办教师一年多时间，课讲得好，管理学生有方，连公社社长都多次当我面并在公开场合赞扬，自我感觉建立了良好声誉。可就在风头旺盛之时，打压迎头而来。

原来我担任民办教师的那所学校，除小学五个年级以外，还有“戴帽初中”两个年级。为充实初中教学，当时就要从民办教师中选个初中民办教师，被选上者工资待遇从每月八元升为十六元，粮食等其他补贴可从全公社五个大队领取，诱人之处更在其地位大大提高。

我除担任小学四年级语文课之外，也时不时顶替初中一年级数学教学，并颇得学生欢迎，自以为那初中民办教师非我莫属。而且校长也多次跟我提起，说学校贫下中农管委会中五个大队的代表都不约而同地推荐了我。

可最终入选者不是我，也不是公社中心学校其他民办教师，而是离公社中心学校较远的另一大队小学的民办教师，那人是我高中同学，在同学中他并不优秀，就在那大队小学民办教师中也排名较后。那结果让公社许多老师学生大跌眼镜，在公社教育界引起一片哗然。不少在其他大队任教的高中同学给我写信，为我鸣不平。我当然更是十分愕然，十分愤懑。

怎么会是那样一个结果呢？是谁最终决定的呢？就有学校贫下中农管委会中的代表告诉我，说是在拍板决定会上，公社中心学校某领导极力否定我，而力挺那人。

那可是我十分尊崇且心存感激的校领导啊！我到那学校后，就感觉那老师很有才，文笔、口才都非常好，我对他尊崇有加，同时也感觉他对我很友善、很赞赏，对他心存感激。

后来有人告诉我，说那人是那校领导的亲戚。那按当时的价值观，按当时的原则，更是让人难以接受的。

愕然愤懑之余是难以言状的窘境。那同学到公社中心学校担任初中民办教师，仍然担任小学民办教师的我，一段时间，甚至不愿不敢直面那人，能回避就回避。但那人似乎是有意要在我面前显摆，突出他是初中民办教师，而我只是小学民办教师，我躲也躲不了，不知所措。

于是内心便越发怨恨那始作俑的校领导，相当一段时间就不理他，甚至怒目而视。他就叫了校长一个深夜跟我“促膝谈心”，说让某某来担任初中民办教师主要是为了充实公社中心学校教学力量。同时也一反友善、赞赏的态度，板起面孔，找了一些我的不是，很严肃地批评了我，还要我做深刻自我批评。那次“促膝谈心”，让我感受到了一种高压态势，让我情绪跌落千丈，陷于十分迷茫的低谷。

初尝被打压，滋味很苦涩，但也激发出一种斗志，触底而反弹。没当上初中民办教师，无可奈何，就好好当我的小学民办教师吧！于是便带着四年级一个班，做了两件引起县教育局和县委宣传部高度关注的事情：一是贯彻落实毛主席“五七指示”，围绕“新型农民”培养目标，带领学生开门办学，在广阔天地学农读书，既学实践知识，又学书本知识，在一次教学经验介绍会上，引起了时任县教育局副局长兼任县一中校长（那时好像都叫“革委会主任”）的李荫华同志的关注（详见去年所写《永远的偶像永远的恩人》）；二是“批林批孔”期间，带领学生到一叫“追王坝”的地方考察明末一支农民起义军被剿灭的洞穴遗址，写了篇文字表达被誉为可上“人民画报”的考察报告，引起了县委宣传部的注意。

就此两件事情，让我一时不仅成为公社教育界名人，而且成为全县教育界名人；被组织安排到全县二十四个公社巡回演讲，介绍经验；更被共青团恩施地委评为“优秀红小兵辅导员”，受到通报表扬。 

也巧合，1975年下半年，打压我的那校领导高升到区教育站履新，留下的空缺就非我莫属。一年前没当上初中民办教师，一年后进入学校领导班子，当上了教导主任，让我一雪前耻，事业也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以后凡遇类似打压，就回味那段经历，自我安慰，自我励志，就产生一种意念或斗志，凝聚自身力量期待并竭力去实现新的触底反弹。那段被打压而触底反弹的经历，成了我的一笔宝贵的历史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