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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董辅礽的学术精神

今年是我国一代经济学大师家董辅礽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联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于8月4日在北京大学举行了“纪念董辅礽先生诞辰85周年学术研讨会”。许多先生同时代的学术界老前辈及晚辈,参加了研讨会,深情回顾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精神,同时也探讨了当前经济改革发展中的热点问题。

会后,上海“东方早报”约我写篇纪念先生的文章。写什么呢?我以为,作为一代经济学大师,其宝贵遗产固然是其等身著作所包含的大量睿智闪光的学术成就,但最宝贵的遗产还是其学术精神,于是便写了篇《重温董辅礽的学术精神》。此文今日已见该早报,现挂出,请大家分享并批评指正。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1959年董辅礽先生出版第一部专著《苏联国民收入动态分析》一书算起,在共和国每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对于一些重大的现实经济问题,他都有自己独到的研究和创新见解,其中有些见解,不仅最终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而且得到了国家有关决策部门和立法机构的采纳,从而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

先生离去已八年,学术界仍深切怀念,其学术观点及学术精神常被学术同仁提及,其著述引用率仍很高,这表明这位经济学大师是当之无愧的。

一代经济学大师已然乘鹤西去,其影响仍在,为什么?当然在于其学术遗产。而在笔者看来,作为一代经济学大师,其最宝贵的遗产,还不是其学术成果,而是其学术精神。

作为他的学生,我揣摩先生的学术精神主要有三点:一是实事求是;二是锐意创新;三是守身为大。

实事求是

1979年初,董辅礽先生曾在《光明日报》发表《经济科学必须在实践中前进》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从我国经济科学如何为实现当时提出的新时期的总任务作出贡献的论题出发,首次较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实事求是学术精神。

他写道:“要使经济科学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作出贡献,必须尊重实践。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是我们认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源泉,也是检验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的唯一标准。我们应该根据近三十年的实践,勇于坚持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不管它们以往是否受到过批判;勇于抛弃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理论,不管它们以往是否得到广泛宣扬。同时还要根据实现四个现代化过程的新的实践,勇于去探索新的问题,创造新的理论,不问它们从前是否见诸书本。”

这段话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针对极“左”思潮对经济理论的禁锢而写的。极“左”思潮的要害就是严重脱离实际,所以,在其禁锢之下,当时的经济理论研究也是严重脱离经济实际的。

董辅礽先生后来所指出的,当时的经济研究风气是,研究人员“总要从书本上找根据,不敢进行自由创作,这就造成了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一些常识性的东西也要找马恩(马克思、恩格斯)书上的一句话,拿他们的话来给自己作注脚”。“研究人员习惯于先找本本,看书上怎样说。而不是从实际出发,依靠大量的材料去论证。”更有甚者,在当时,谁要是从实际出发得出了不同于传统理论的结论,还要被视为异端邪说。这样一种研究风气,当然是不可能产出能准确地反映经济现实并对经济现实产生有益影响的经济理论的。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车轮刚一启动,就遇到了诸多严重脱离经济实际的传统经济理论的障碍。所以,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有识之士提出了解放思想的口号。而对于经济研究来说,从本本回到现实,就是最基本的解放思想。回到经济现实,就是经济理论解放的开始。

董辅礽先生强调尊重经济实践,但并不意味着轻视经济理论。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是非常重视经济理论的。所以,在反对理论脱离实际的同时,他也反对把理论联系实际理解得异常狭隘和简单。

这从他1980年发表在《文汇报》的一篇短文《不能狭隘片面地理解理论联系实际》即可见一斑。在这篇短文中,他针对当时存在的另一种不正确的倾向,即把理论联系实际理解得异常狭隘和简单的倾向,意味深长地指出:“经济科学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可以说,科学的理论都这样那样地反映着实际,不可能是同实际完全脱离的。即使经济理论中最一般的范畴和概念也不例外。经济理论是要用来指导经济工作的实践的,无论抽象程度多高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最终都同我们的经济工作的实践有关。当然,有些理论可以直接用于实践,有些理论则要通过各种环节才能用于实践·……所以,在经济理论中,关于一个概念的讨论,似乎是脱离实际,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这样。孙冶方同志主张‘抠概念不放’,紧紧抓住他对价值的理解不放,道理也在这里。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却不懂这个道理。他们错误地认为研究直接应用的问题才是理论联系实际,研究一些比较抽象的基本理论问题就是脱离实际……我们不能对科学提出这样狭隘的、短视的要求。”

根据董辅礽先生的阐述,所谓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就是追求理论上的彻底。马克思有一句名言:理论的力量在于说服人,“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作为一代经济学大师,董辅礽先生的成功就在于他始终把彻底作为一种追求。

正如他在《论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一书中所阐述的∶“理论要有力量,它必须是彻底的。”“理论必须彻底,只有彻底才具有力量。”而在他看来,“要使理论具有彻底性,就不能让理论去迁就不能反映事物本质的某些现象,迁就某种主观愿望、需要和考虑。”他深知,要完满地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但他强调,至少从我们的治学态度、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来说,应努力这样作。

他在高度评价孙冶方时还这样指出∶“他的理论首先并且至少能够说服他自己,而在长期受批判中批判者没有能够提出使他信服的理论,反而使他对自己的理论具有坚定的信心。这就是说,理论的彻底性不仅具有说服他人的力量,同时也具有支持一种理论的创造者的力量。哥白尼不向反动的教会势力屈服,他的力量不也是来自于他对自己的理论的信心,来自于他的理论的彻底性么?”

董辅礽先生曾多次对我们说,“中国是研究经济学的最肥沃的土壤,只要勤于耕耘,善于耕耘,就一定会结出丰硕之果,产生世界性的大经济学家和经济学著作。试想,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有多少复杂而又困难的经济问题需要人们去研究、去解决。如果谁能透彻地研究了、解决了其中任何一个问题,岂止有中国的意义?”这段至理名言,是作为著名经济学家的他对自己几十年来从事经济研究工作的经验总结,也是作为导师的他对经济学晚辈的谆谆教诲。

作为在中国成长的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先生所关注和研究的始终是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对于这一耕耘对象,董辅礽先生始终“咬定青山不放松”。

 

锐意创新

在董辅礽先生的学术精神中,锐意创新与实事求是密切相关。正如他于1985年在回答一位记者采访时所指出的:“研究工作就是要创新,因为实践在发展。实践中不断有新经验,需要总结、概括成理论。同时,实践又提出新问题,要求理论作出回答。老经验不够了,旧理论不行了。理论追寻实践发展。只有这样,理论才能起到指导实践的作用。”

也正如他于1980年所写道的:“实践在前进,理论也要前进。实践是常新的,理论也应该是常新的。停顿、僵化,就是科学的生命的终结。经济科学必须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沿着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路线不断前进!

然而,实事求是本身并不等同于创新。董辅礽先生的锐意创新所强调的就是,作为一个经济理论工作者,在求实的同时更应有理论上的创新或学术上的创造性。这也就是说,对于一个经济理论工作者来说,不能简单地就事论事,而是要从理论的高度去回答经济过程“实际怎样”的问题。

1985年,他接受一位记者采访时谈道:“理论工作难在头脑没有理论武装不行,社会现象非常复杂,你怎样去辨别真伪,去假存真,去粗取精。没有理论,就无法驾驭复杂的现象。理论工作者的任务在于,要善于从复杂的经济现象中抓出问题来,问题抓不住,就没有办法进行研究。抓住一般问题不行,要把主要问题抓出来,然后进行分析推理。”“现在,理论界有些人往往抓不住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主要问题,也就是本质的、内在的问题。而恰恰是反映事物内在的、本质的联系的东西,经过论证,才能反过来说明最一般的、最大量的、最普遍的经济现象。”

董辅礽先生也深知,要从理论的高度去回答经济过程“实际怎样”的问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这不仅要求我们的经济理论要与经济现实相符,而且要求我们“自己所主张的各种理论能相互衔接一致,而不是彼此否定。”不过他强调:“这虽然也是不易做到的,但我们确实应该这样去努力。”

我观董辅礽先生锐意创新的另一层含义是:经济理论要发展,就要敢于突破已被实践证明为错误的传统的经济理论或教条,敢于跳出原来的理论框架,敢闯理论禁区。

这一点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董辅礽先生曾于1987年在《光明日报》编辑部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上指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是障碍重重的,而“其中一个严重的障碍”就是“人们的思想障碍”。“造成思想障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些过时的理论,它们根基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正确认识,并且构成旧的经济体制的理论依据。经过长时间的宣传,这些过时的经济理论已经深入人们的头脑,使人们误以为它们是不可动摇的。实践证明,这些过时的经济理论束缚了生产力,一旦被破除之后,生产力便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这些过时的经济理论仍旧会在一段时间里继续盘踞在一些人的头脑里,从而使人们在改革中疑虑重重,一步三回首,一有变动,就怀疑改革的正确性。我们从事经济理论工作的同志对于破除过时的经济理论负有特殊的责任。”

董辅礽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改革开放以来,他闯入了一个又一个理论禁区,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突破传统的经济理论教条的新观点。这都是有文可查的。

众所周知,早在1978年下半年,董辅礽先生就率先闯入了一个理论禁区,即有关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问题。按照当时被奉为天经地义的正统的经济理论观点,“政企合一”的国家所有制是全民所有制当然形式,且是最完善的所有制形式;“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是农村集体所有制的最好形式,且是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最佳形式。

董辅礽先生透过大量的事实发现,原有经济体制的弊端大多发端于所有制方面,于是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在全国率先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改革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的精辟论点,并大胆地提出了“政企分开”和“政社分开”的政策性建议。

熟悉内情的人都知道,董辅礽先生关于国家所有制形式的论点,以及“两个分开”的政策性建议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极“左”思潮还有很大市场的情况下发表的,当时确实惊动了不少人,引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响。

在一个短时期内,董辅礽先生曾受到相当大的压力。然而,实践检验了他的观点和建议。如今,“政企分开”已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环节;“政社分开”的主张已变为现实,且已写入宪法。

有趣的是,事情过了七八年,大家都认为要改革所有制了,当时逼董辅礽先生检讨者却当着他的面对外国朋友说∶“改革所有制问题是他最早提出来的,但是他提得太早了。”现在来看,所谓“提得太早”,不就是理论创新吗?人们总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伟大的”,须知,在当代中国,第一个突破某一传统经济理论教条的人,是无异于“第一个吃螃蟹者”的。

科学发展的历史规律表明∶一门科学要是没有突破,就不会有创新,就不会有发展。以阐述“科学革命模式”而著称的当代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说得在理∶当一门科学有了系统理论之后,这门科学就进入了常规科学阶段。这时人们用共同的“规范”去解决理论和实验中发现的问题。当原有的科学规范遇到愈来愈多无法解决的难题时,危机就到来了,直到旧的规范遭到决定性的破坏,新的规范产生了,新的常规科学又沿着新规范指引的方向向前发展。所以他认为在科学的发展中必须“强调新理论抛弃并取代与之不相容的旧理论的革命过程”。

自然科学的发展是这样,经济科学的发展也是这样。强调创新实际上就是“强调新理论抛弃并取代与之不相容的旧理论的革命过程”。如果不强调这一革命过程,经济科学同样不可能有发展。

在董辅礽先生的锐意创新学术精神中,还有一点值得提及,这就是,创新同时也包括突破自我。他曾在好些场合阐述过以下观点和事实:“不能说哪一位经济学家是一贯正确的……谁都不能说自己一贯正确,在一本书里我就写道,我自己就有失误。其中一个特别的失误在于发展股票方面∶当时我赞成个人购买股票,但对个人购买股票我曾有过怀疑。但很快我就转过来了,说明我自己也不是一贯正确,要找问题可以找出很多。”

这是说得很中肯的。人贵有自知之明。而对于一个经济学家来说,更贵有自我突破。所以,问题不在于一个经济学家有无失误,而在于他是否有勇气承认和纠正自己的失误,从而突破自我。董辅礽先生的观点和经验也启示我们:要在理论上有所创新,有时还需要突破自我。而从某种意义上讲,突破自我比突破别人更难。

 

守身为大

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2004年4月25日,在美治病的董老师写了一篇后来发表在国内《金融时报》和《经济界》上的文章《守身为大》,对自己的道德操守作了深刻阐述。董老师自己怎么也没想到,这篇文章竟然是他的封笔之作。

“守身为大”,这就是董老师作为学者的道德准则,也是最高境界的学术精神,是他作为一代经学大师的最高境界,也是他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一个勤于实事求是且锐意创新耕耘的学者或能先知先觉发现真理,但未必能坚持其“先知先觉”的真理。因为有些真理,由于认识滞后或利益关联,在特定阶段可能不为某些人甚至多数人所接受,尤其不为执政者所接受,要坚持将冒很大的个人风险。

比如,科学史上“日心说”创立者哥白尼害怕教会反对,在其书稿完成后,迟迟不敢发表,直到临近古稀之年才决定出版,最终在其病榻上才收到出版商从纽伦堡寄来的《天体运行论》样书,只摸了摸书的封面,便与世长辞了。哥白尼的后继支持者伽利略却受到宗教裁判所的迫害,被迫在法庭上当众表示忏悔,同意放弃哥白尼学说,并且在判决书上签了字,但内心及后来实际行动还是坚持自己发现的真理。因此,坚持比探索发现真理更难能可贵。而作为学者之“守身”就在于坚持自己探索发现并认定的真理。这非常难能可贵,所以“为大”。

当此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处于新的时期,许多新的矛盾问题需要深入研究探讨,需要能抓住事物根本进而能说服人的彻底的理论。新时代呼唤新生代学者发扬董辅礽先生为代表的那一代学者最宝贵的遗产,即实事求是、锐意创新并守身为大的学术精神,去探索发现并坚持新的能抓住事物根本进而能说服人的彻底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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