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12日—13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主办的第十一届“中国企业发展高层论坛”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经济调整期中国企业的转型发展”，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徐匡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工信部部长苗圩、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财政部副部长王军等领导，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等专家学者与各知名企业代表出席论坛。我应邀出席“产业与金融”专题论坛，并发表了“金融科技产业对接合力助推产业升级”的主旨演讲。自己感觉这个演讲有点实际意义，遂认真整理完善，以《金融科技产业对接合力助推产业升级浅论》为题发表，盼能引起进一步讨论，算是为国家经济发展建个言献个策吧！

产业升级势在必行

只要我们将若干产业产能过剩与高端产业产品高度依赖进口两种现象联系起来，就不难得出产业升级势在必行的结论。换言之，多个产业产能过剩与高端产业产品高度依赖进口并存，表明产业升级势在必行。

初现于2003年的产能过剩问题， 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似乎逾演逾烈。在年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点名钢铁、有色、水泥、煤化工、平板玻璃、造船、风电设备、多晶硅等属于产能过剩行业，其中部分行业产能明显过剩。据工信部统计，2012年上半年，钢铁行业产能过剩超过1.6亿吨，水泥产能过剩超过3亿吨，铝冶炼行业产能利用率仅65%。

IMF2012年发表的国别评估报告评估了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认为即便在2008/09年危机前产能利用率最高的时期，中国的产能利用率也只有80%。经济危机中推出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使得产能利用率在2011年进一步下降到仅有60%。而依据美联储的数据，美国当前的全工业利用率为78.9%，在金融危机高峰期这个比率为66.8%。这意味这中国目前的产能利用率尚不及美国2008/09年金融危机高峰期的水平。

另一方面，我国必需亟需尤其战略必需亟需的一些高端产业产品，又高度依赖进口，越是重要、高档、技术附加值高的装备，越以来进口，自给率越低。比如，光纤制造装备的100%、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装备的85%、石油化工装备的80%，轿车制造、数控机床、纺织机械、胶印设备的70%被进口产品占领。

我们的电子制造业是世界第一，一年生产10亿部手机，7亿部计算机，1亿多台彩电，但高端芯片80%依靠进口，每年花的外汇上千亿美金，和进口原油差不多；我们的航海航空有了长足进步，水平也很高，但是发动机还要依靠外部的专利；我们的高铁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轴承、轮毂、轴还要进口。

    据有关介绍，伴随着我国汽车市场高速增长，汽车核心零部件产业已经成为制约中国自主品牌成长的瓶颈。来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国产自动挡乘用车中，80%左右搭载的是进口自动变速器，而剩下的20%也主要来自外资控股的合资企业。由于专利和技术封锁等原因，自主品牌只能研制专利已经开放、燃油经济性较差的4AT或者5AT，更高端的自动变速器研发、生产，成为自主品牌在核心零部件研发领域发展的短板或缺憾。

据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累计进口飞机523架，与2011年相比增加112架，同比增长24.2%；进口金额达156.92亿美元，同比增长34.7%。

至于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航空发动机，目前还得依赖从俄罗斯进口。据报道，我国曾于2003年从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进口AL-31FN航空发动机54台，2007年为100台，2009年为122台，2013年我123台。俄有关专家表示，这些发动机是专门研制的AL-31发动机改型型号，用于双发动机的苏-27/30重型战斗机，而其改型用于装备中国空军最新的歼十单发战斗机，中国持续签署AL-31供应合同证明，在航空发动机这样的关键领域，中国仍未能取得期望的成功。

上述一“剩”一“缺”凸显什么？答案就是我们的产业落后。据估算，我国的落后产能占到15%-20%。可以说，所谓产能过剩，其实是落后产能的过剩；高端产业产能，不仅不过剩，而且必需亟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也遵循“配弟—克拉克定理”，逐步由低端向高端升级，向深加工、高附加值、技术密集型方向演进。但主导产业技术升级缓慢、产业结构层次低、整体竞争力不强等问题依然突出。但从国际产业价值链看，我国仍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出口附加值很低，技术含量也很低。我国出口产品中，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占70％，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只占30％多点，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2％。我国有210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范围包括钢铁、水泥、家电、通讯设备、纺织、医药、机械装备、化工等十多个行业，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已经跃居世界第四位，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大国”。但总体上仍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仍有接近1/5的产能是落后的。在国际制造业的分工中，大部分“中国制造”处于加工环节，没有自主知识产权，没有核心技术，处于国际产业链中利润最薄的一环。

据专家比较分析，我国工业总体装备水平比世界发达国家落后20—30年，大多数装备工业企业的技术装备水平还处于20世纪60—70年代的水平。装备工业整体制造水平仍处于机械化为主的阶段，多数企业没有自己的专有技术，产品技术含量低，缺乏研究、开发与制造高技术要求的重大成套设备和高技术产品的能力，缺乏独特的竞争力。机床、仪器仪表等基础机械产品，中低档产品居多，性能质量不高。

如此低层次的产业状态，在国际金融继续危机而国际市场容量大大压缩的背景下，已不可持续；在国际经济政治军事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已成为重大战略软肋；在国内人均收入接近中等收入水平的背景下，也已不相适应。一言以蔽之，产业升级势在必行。

产业升级蓄势待发

产业升级，很大程度即产业科技含量的提升。因此，科技资源是产业升级最重要的势能。我们不妨盘点一下我国科技资源的情况。

据总结，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跃居世界首位，研发人员素质大幅提升。近十年，我国的科技人力资源总量有了大幅增长，从2001年的2600万人迅速提升到2011年的6200万人；同时，2001年全社会投入R&D活动的研发人员为96万人年，到2011年，这一数字已突破280万人年。十年间，我国的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和研发人员数量已双双跃升至世界第1位。与此同时，我国研发人员的素质也有了大幅提高。根据2009年第2次全国R&D资源清查的数据，全国研究开发机构中，具有博士学位的人员已达到9.2万人，具有硕士学位的人员已达到23.5万人，分别是2000年的2.8倍和3.7倍。

另一方面，科技经费投入持续增加，研发经费总量已居世界第3位。在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科技经费投入持续增长。2001年，我国政府财政科技拨款为703亿元，到2011年则已达到约4900亿元，对贯穿基础研究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的科技活动给予强大支持。十年间，我国R&D经费支出额已从1042亿元提高到8610亿元，世界排名从第7位跃居至第3位。R&D经费与GDP的比值是测度一个国家R&D投入强度的重要指标，也是评价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指标。我国这一比例保持逐年上升趋势，2011年达到1.83%，比2001年提高了0.88个百分点，在发展中国家中居领先位置。

十年来，我国科技论文数量平稳快速增长。2001年—2010年间，SCI数据库收录的中国论文数量在世界各国的排名从第8位迅速跃居至第2位，总量已经达到12.2万篇。SCI收录的中国论文占世界论文总数的比重也由2001年的3.6%提高到2010年的8.6%。从各学科看，我国有6个学科的SCI论文10年累计数居世界前3名，分别是材料科学、化学、物理学、工程技术、数学和计算机科学。2001年—2011年间，我国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以30%的年均增速快速增长，2011年达到41.6万件，仅次于日本而居世界第2位。

就国家整体创新能力而言，我国与创新型国家差距迅速缩小，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据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国家创新指数2011》报告显示，在占世界研发经费支出98%的40个国家中，我国的国家创新指数已由2001年的第37位上升到第20位。根据国家“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到2015年，我国的国家创新指数国际排名将进入世界前18位。该研究院还对我国历年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进行测算，结果显示，2005年—2010年间我国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1%。

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升级当然得要大量资金，货币资金必不可少。金融资源是产业升级的另一重要势能。我们也不妨盘点一下我国金融资源的情况。

高储蓄率，是我国经济的一大特征。至2012年三季度末，我国居民银行储蓄存款余额已突破40万亿元，人均储蓄存款余额接近3万元。另据估算，2011年底，我国个人拥有的可投资资产总额已达62万亿元，可投资资产在600万元以上的高净值家庭总数就达121万户，可投资资产在100万元以上者达1717万户。截至2012年底，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3.31万亿美元。金融总资产2012年有望突破150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截至2012年11月末达127.07万亿，包括贷款余额62万亿元；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负债达118.55万亿，包括存款余额90万亿元。2012年1—11月社会融资规模为14.1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2.6万亿元。2002—2010年，社会融资规模呈现出快速增长，从2.01万亿元增长到了14.02万亿元。凡此种种，都是十分珍贵的金融资源，无疑也是我国产业升级的重要势能。

   既有如此丰厚的科技与金融资源，产业升级不是蓄势待发吗？

有待金融科技产业对接合力助推

然而，产业升级却有待金融科技产业对接合力助推。

先说科技与产业对接。一方面是科技成果转化为产业成果的能力和效果，体现为科技成果产品化、产业化转化率；另一方面是产业承接科技成果的能力及效果，体现为产业增长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如果没有科技与产业的对接，再高端尖端的科技成果，都很可能束之高阁，科技进步不能转化为产业升级，从而造成宝贵的科技资源及其成果的巨大浪费。

众所周知的以色列，领土面积仅约2万平方公里，2/3的国土被沙漠覆盖，其国土上石油、天然气资源十分匮乏，人口不足800万，长期处于与阿拉伯国家抗争的战争环境中，人均GDP却超过3万美元，更被世界各国视为全球的创新工厂。这个犹太小国奇迹般地造就了新兴高科技公司密度仅次于美国硅谷的神话，同时，一批又一批的先进技术也在这块土地上诞生，其中隐藏着怎样的奥秘呢？除了重视科技研发以外，更重要者就在于注重科技与产业的对接。从简单数字看，其科技成果转化率高达85 %，科技对GDP的贡献率高达90%以上。自建国以来，以色列一直致力于科学和工程学的技术研发，其出产的学术论文数量就人口来算也是全世界最高的，平均10,000人里有109篇，其专利权申请档案数量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以色列的科学家在遗传学、计算机科学、光学、工程学、以及其他技术产业上的贡献都相当杰出。在研究和开发（R&D）花费指数上，以色列是第三高的国家，在科技准备（产业界在R&D上的花费、科研社群的创造力、个人电脑和网络覆盖率）上则是第八，在科技创新上是第十一，高科技出口总额上是第十六。以色列的研发产业中最知名的是其军事科技产业，在农业、物理学和医学上的研发也相当知名。同时，高科技产业在以色列经济中举足轻重，尤其是在过去十年中。以色列有限的自然资源以及对于教育的强烈重视使得高科技产业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大，以色列在软件开发、通信、和生命科学上都是世界顶尖的国家之一，以色列还经常被称为是第二个硅谷。

反观我国，目前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大约在25%左右，真正实现产业化的不足5%，与发达国家80%转化率的差距太远了。这正是我们的要害所在，也正是科技与产业对接所要解决的要害。

而要全方位或大范围深化科技与产业对接，助推产业升级，并取得良好效果，又少不了金融支持，少不了金融与科技、产业对接。金融的重要功能正在于促成跨时空交易，而这正是科技与产业对接所必须的。

对金融而言，在与科技与产业对接的同时助推科技与产业对接，助推产业升级，主要应在以下几方面有所作为：一是助推产业资源转移。一方面大量落后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必需亟需的高端产能不足，意味着产业资源转移是必需的，更是产业升级必需的。因为只有当大量稀缺的产业资源从落后产业释放转移出来，必需亟需的高端产业才可能获得必要的产业资源。而金融恰好应在这方面有所作为。重温一下马克思的平均利润学说，或可得到启发。马克思说：“资本会从利润率较低的部门抽走，投入利润率较高的其他部门，通过这种不断地流出和流入，通过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根据利润率的升降进行的分配，供求之间就会形成这样一种比例，以致不同部门都有相同的平均利润，……”。而“这是通过信用进行的。由于信用，不仅这种平均化成为可能并变得易于进行，而且资本的一部分实际上表现为整个阶级用以从事经营的共同材料。这是信用的一种意义。”发达的信用制度正是保证资本在不同产业或部门间流动和重组的另一个重要条件。因为一方面，信用制度的发展可将大量分散的可供支配的社会资本集中起来，以满足资本投资的需要；另一方面，基于发达的信用制度，资本得以根据每个特殊部门的需要，被分配在不同部门之间；再者，发达的信用制度可助推跨业并购重组，从而加速放大产业资源在行业间的转移。就银行业金融机构而言，当前就是要调整信贷结构，一方面减少甚至完全退出产能过剩行业的信贷投放，另一方面增加必需亟需高端产业的信贷投放，同时对跨业并购重组给予足够的信贷支持。

二是助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无疑是产业升级的战略重点，因而也是金融助推的战略重点。新兴产业是指随着新的科研成果和新兴技术的发明、应用而出现的新的部门和行业，现在世界上讲的新兴产业,主要是指电子、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海洋、空间等新技术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系列新兴产业部门。国家发改委制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确定新能源、节能环保、电动汽车、新材料、新医药、生物育种、信息产业为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一行三会“2009年12月22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金融服务支持重点产业调整振兴和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指导意见》，提出对新能源,节能环保,新材料,新医药,生物育种,信息网络,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要拓宽金融创新产品优化信贷管理制度并加大扶持力度。对于符合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要求、符合市场准入条件、符合银行信贷原则的企业和项目，要及时高效保证信贷资金供给。鼓励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支持重点产业企业创新、引进和吸收成长性好、成套性强、产业关联度高的关键技术和重大设备，推动国内企业自主创新和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鼓励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办船舶出口买方信贷和保函等业务，为船舶出口、船舶出口企业技改研发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支持。对国家产业政策鼓励发展的新能源、节能环保、新材料、新医药、生物育种、信息网络、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要积极研发适销对路的金融创新产品，优化信贷管理制度和业务流程，加大配套金融服务和支持，促进和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集成、产业集群、要素集约，支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这对银行业金融机构既是神圣社会责任，也是重大商业机会。

三是助推科技成果转化。一项科技成果要孵化为产品，投入生产，渗入产业或形成产业，环节繁多，费时费力费钱，前期投入高，而收入又在未来，成功概率低，风险大，这刚好需要发挥金融跨时空交易的功能，跨时空聚集资源，支持其转化。经济生活中往往存在这种情况，即有些科研项目，一旦实现不仅可能给当事人带来利益，而且可能大大增加社会福利。尤其是有些重大科研项目，一旦实现，可能成倍甚至成百倍、千倍地增加社会财富，由此带来的社会福利不可估量。但没有银行信用支持就成不了。由于金融的支持，有利可图的科研项目实现的概率会提高，社会福利的期望值会增加。我们不妨将由此增加的社会福利与银行信用支持的资金之比称为银行信用支持的“社会福利倍增率”。显然，此倍增率越高，表明一定金融服务“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越大，对社会的贡献越大。例如，某个科研项目可能产生的社会福利为10亿元，在没有银行信用支持的情况下，其实现概率为5%，期望社会福利为5千万，在金融给予1亿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实现概率提高到50%，期望社会福利为5亿，银行信用支持的净贡献为4.5亿，相应的期望社会福利倍增率为450%。

四是助推科技型企业生长。科技成果产品化、产业化，做强做大，进而对产业升级做出贡献，终究要凭借一定的企业载体。大规模大范围产业升级，定然表现为大量科技型企业的生长。而这也正需要金融助推。大量国内外案例证明，金融是科技型企业的孵化助长器。比如，美国苹果在初创时，是迈克·马库拉（Mike Markkula）注资9.2万美元并和乔布斯联合签署了25万美元的银行贷款，圆了AppleⅡ之梦。总共也就不到30万美元的信贷支持，就那么一点点资金注入，成就了AppleⅡ。经过36年发展，今天的苹果公司年营业额652多亿美元，总市值上升到6235亿美元，创下美国上市公司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打破了微软公司1999年创造的6205亿美元市值纪录。国内也不乏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比如华为公司，1987年，43岁的退役军人任正非与几个志同道合者以凑来的2万元人民币创立了华为公司，现如今的华为，为世界各地通信运营商及专业网络拥有者提供硬件设备、软件、服务和解决方案，成为继联想集团之后，成功闯入世界500强的第二家中国民营科技企业。不知当初有无信贷支持，若有，助长其创业值得庆幸，若无，延缓其创业，则是遗憾。

五是助推企业家进行“创造性的破坏”。按照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专于、善于引进新产品、引用新技术、开辟新市场、控制原材料新供应来源、实现新企业组织的企业家，其创新亦即“创造性的破坏”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在他看来，没有企业家，没有创新，经济处于静态即循环流转，没有发展；有了企业家，有了创新，经济才处于动态，进入发展状态。从某种意义讲，产业升级正是企业家创新亦即“创造性破坏”过程。企业家是经济发展的领军人物，当然更是产业升级的领军人物。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企业家无疑是产业升级、经济发展的珍贵人才资源。但这样的珍贵领军人才资源，却不能没有金融支持。因此，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也专门对此作过论述。他认为，金融体系创造信用，转移或集中购买力，赋予企业家以支配资源进行创新的权能，“所谓资本不外乎企业家把所需的具体的物质资料置于自己支配之下的杠杆，是为达到新的目的而处理物质资料或给生产指出新的方向的手段而已。”因此，银行家的信贷支持，对企业家而言就是其实现创新或“创造性破坏”的杠杆。由此可见金融助推企业家进行“创造性的破坏”或创新，于产业升级是何等重要。

我们在行动并已初见成效

在做了上述论述之后，我很欣喜地向大家报告：促进金融科技产业对接，中国银行业协会也在行动，并已初见成效。

我们联合国家科技部于2012年1月5日正式启动了“中国银行业科技专家库”。运行一年多，目前库内专家已达到2695人，中国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北京银行、江苏银行等八家金融机构的下属科技支行已经向系统内专家发起了十多项咨询，咨询领域涉及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医药、清洁能源、仪器仪表等众多领域。系统内科研型专家和产业型专家皆从自身领域给出了专业性意见，辅助信贷人员进一步了解技术的先进性，目前市场状况，未来成果转化情况，以及可能存在的风险要素，得到了信贷人员的肯定和好评。对接成功的八个典型案例如下：

案例一：交通银行苏州科技支行就苏州芯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关于自动化软件设计和射频技术两个项目的研发融资需求向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张海英和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马建华发起了咨询，两位专家从市场成熟度、生产成本和公司股东在业界知名度的几个方面，给予了专业意见，并提出知识产权防范的风险重点。

案例二：农业银行无锡科技支行就无锡市S公司“超疏水涂料”和“三防整理增效剂”两大产品的产业化融资需求向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乌学东主任发起咨询，乌学东就产品耐久性、自洁概念、未来推广可能遇到的问题、产品数据支持等多个方面提出了质疑，从风险防控角度认为企业产品的可行性缺乏，建议银行持谨慎态度。

案例三：北京银行双秀科技支行就北京边华电化学仪器有限公司关于“仪器仪表”研发和市场拓展融资需求分别向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王仰东副处长和北京博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骆东淼教授发起了咨询，两位专家从公司经营状况、自身该产业的理解、企业产品在未来发展趋势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并建议公司在监测仪器的灵敏度和准确性，以及远程数据传输易受干扰等方面继续完善，保持公司的技术领先优势。

案例四：交通银行苏州科技支行就苏州开拓药业有限公司的产品研发融资需求分别向山东大学医学院韩博教授和山东省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张维东主任主任发起了咨询，两位专家分别评定了公司的临床抗前列腺癌药物和治疗乳腺癌、肺癌和肝癌的PI3K/mTOR激酶靶向抑制剂的两大产品，结合目前及未来市场和国外相关产品，给予了正向积极的意见。并建议银行要求药业公司提供更详细的临床试验数据和安全性报告，便于更好的防控风险。

案例五：江苏银行无锡科技支行就无锡市顺业科技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产品产业化提出了融资需求，公司在未来发展和宣传推广方面给予了非常有吸引力的设想，江苏银行信贷员仅从提供的材料无法了解公司真实的技术含量。故向系统内沈阳化工大学陈尔凡教授和厦门产业技术研究院林志坚总工程师发起了咨询。两位专家从国内外同类产品对比，就公司提供材料的技术成熟度和用户体验等方面提出质疑，认为公司技术成果只是停留在科研实验室研发阶段，对于未来市场定位与开拓、细分行业的专业性都还没有概念，缺乏产品的技术经济分析、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且材料中没有详尽的数据和论据支持。陈尔凡教授提出了该类产品的竞争核心是产品质量和经济性，该公司在质价比上没有优势。

案例六：农业银行无锡科技支行就无锡B科技公司产业化需求向武汉锐科副总经理李成博士发起咨询。B公司进入产业化阶段，但由于企业前期研发投入较多，在流动资金方面存在压力，且无可抵押的有形资产以及有效担保。由于科技支行信贷人员对激光切割行业缺乏深入研究以及对企业的现有技术水平和竞争优势无法准确判断，希望专家给予意见辅助其进行评判。李成博士客观分析了行业现状、市场前景，肯定了企业产品技术水平在该领域的有一定的竞争力和发展潜力，促使信贷员能在详细的技术背景下，结合前期了解的公司财务状况进行更准确的决策。

案例七：北京银行中关村科技支行就北京凯尔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市场拓展融资需求向南昌大学信息工程学院自动化系龙伟教授发起咨询，龙伟教授认为该公司在市场与技术中间找到了结合点，利用改变电流、电脉冲、激光和各色光的频率和强度等技术手段，达到保健和一定的治疗作用。公司产品在与相关医学理论相结合方面有独到之处，有较强的市场竞争性，且获得了欧盟CE认证，在可靠性和安全性等方面有保障。

案例八：中国银行张江高科技园区支行就L能源设备上海有限公司融资需求向山东省科学院能源研究所丁海成副所长发起了咨询。该企业成立不到两年，且有金额不小的亏损，是典型的“轻资产”科技型企业。但专家通过分析公司现有自有知识产权，认为公司具有核心技术优势以及良好的市场前景，且经营团队在业内有长时间的行业经验，产品具有较强的进口替代性，建议银行给予支持。

当然，这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金融科技产业对接，任重而道远，但愿其能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高度重视，共同推进，大力助推产业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