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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着灿烂的阳光,肩负党和人民的希望,我们工农兵学员,来自祖国四面八方。带着工人阶级的委托,带着贫下中农的期望,带着革命部队的传统,走向教育革命的战场。……”到华中师范学院第一次班会,就学唱这首“工农兵学员之歌”。报到后第一周一天晚饭后,30多人挤在大约15平米的房间,歌声在狭小空间反复交叉折射环绕回荡,显得特别响亮。我们也就是唱着那首歌开始在华中师范学院的大学生活的。

作为工农兵大学生,唱着那首歌,其豪迈之情不言而喻。那旋律与我们那群体那段经历是那样地密不可分,以至于一回想那段经历,就回响那旋律,一回响那旋律,就回想那段经历。那旋律即我们那群体大学生活之主旋律。

是的,“工农兵大学生”,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名词,是已被历史否定了的特殊大学生身份,抑或说,是已被历史否定了的左的大学招生制度下的特殊大学生身份,但它毕竟是一段客观的历史存在,对曾经的工农兵大学生而言,更是鲜活的大学生活故事。这些人回忆大学生活,怎能绕开“工农兵大学生”?!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高考就都取消了,直到1971年,大学才重新开始招生。招生办法不是通过高考,而是按“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十六字方针,中央把新生名额分配给各部、各省和部队,再由它们逐级向下分配名额,一级一级地分到工厂、县和师团,从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3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青年干部以及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中推荐。这就是“工农兵大学生”的由来。据说,从1971到1976年,共有82万工农兵大学生进出高校。

我们76级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刚入学时,仍被捧得很高。“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满校园随处可见那大红标语,“欢迎你们,亲爱的工农兵大学生们!你们肩负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的神圣责任和使命……”安装在高高的梧桐树或其他什么高处的高音喇叭不时传来校广播台男女播音员用高亢声调播出的欢迎辞。看着那大红标语,听着那高调欢迎辞,无不受宠若惊,无不让人热血沸腾,还真被激发出了“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的强烈责任心和激情。一时间,自我感觉,自己从湖北偏远山区一中小学民办教师、教导主任变身为大学校园的热血青年了!

我们政治系76级共150多人,那是一个非常多样化的群体:有的上过高中,有的仅上过初中,还有的只上过小学;有的在省部级党政机关或大企业工作过,有的在部队担任过连长、排长、班长或战士,有的在工厂当过相当级别的干部,有的只当过一般工人,有的在农村当过公社或大队或小队干部,有的则是一般社员,有的在大中城市当过老师,也有一些当过乡村民办教师,像我那样当过中小学校长或教导主任的也有几个;年龄相差也很大,我算是比较小的,当时20岁,有的已近30岁了,有几个其实已结婚成家有了孩子,只是未填表反映,后来才披露的;还有近1/3的人已是具有多年党龄的党员,2/3的人为非党员,本人属后者。

150人分为5个班,实行半军事化管理,经常有检查宿舍,看是否整洁干净,被子被要求像部队一样整齐折叠,每天早上按时出操,至少每周听一次年级指导员训话。年级指导员姓林,是前几届留校的工农兵大学生,来自湖北黄岗林家大弯,据说上华师政治系前曾担任林彪家乡那大队的支部书记,我们叫他林指导员,平常对人很和蔼,但一站到讲台或主席台上就沉下脸严肃起来就很威严,150多人便鸦雀无声,大家都很服他。用现在的话说,他气场很强。

如此多样化的群体在一起,彼此好奇,各自讲不同背景、不同经历故事都讲了好久。尤其是部队来的,穿着军装,帽徽红星闪闪,每逢大活动都带头拉歌唱歌,特别活跃,军人泼辣作风,着实令人羡慕好奇。我们班里还有位来自武汉的高干子弟,他爸有份大参考,每周六放学回家周日晚回学校宿舍都要给我们带回他看到的大参考上的“内部消息”,比如有段时间大家很关注的小平复出的消息,每次都围很多人听他讲,相当长时间那例行活动没有间断过。

那样一个多样化群体,一起学习劳动,半军事化管理,还被赋予“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的神圣责任和使命,其乐也融融,其宠也若惊。

但好景不长。1978年春节后,恢复高考后的77、78两个年级的学员先后入学,高考入学新生成为新宠。在舆论宣传上,旧的推荐而非考试上大学的制度当然成为被批判制度,相应地,工农兵大学生也成为被嘲讽的对象。确实,有些工农兵学员仅初中甚至小学文化程度,有些工农兵学员是凭干部家庭背景“走后门”进来的,那都成为被嘲笑否定的依据。尽管另一些工农兵学员有高中文化程度,并非凭干部家庭背景“走后门”进来,但那时舆论就是否定一切,任何辩解也无济于事。于是,学校在师资及其他教学资源安排上都向新生倾斜,有些课,比如外语等,也只对新生开。工农兵大学生从“宠儿”一下失落为“弃儿”。

新入学的77、78级新生明显瞧不起我们末届工农兵大学生,有的甚至公开羞辱,一段时间冲突不断。有一次,政治系77级新生在食堂门口墙上贴了张嘲讽工农兵大学生的大字报,气坏了我们76级末届工农兵大学生,就发生了肢体冲突,有同学就邀集大家联名上书陈情。我知道工农兵大学生大势已去,没用的,也没有参与联名,只是暗下决心考个研究生,那是后话。

至于再以后,工农兵大学生的学历也明确只算大专而非本科,在单位前有文革前几届经考试上大学的毕业生,后有恢复高考后经考试上大学的毕业生,夹在中间的工农兵大学生倍受歧视甚至鄙视,就更难受了。

作为末届工农兵大学生年龄最小者都快退休了,“工农兵大学生”群体应该是接近整体退出历史舞台了吧!到了这个时候,平心而论,在充分肯定恢复高考而坚决否定不经高考而推荐上大学那种招生制度的同时,还是不要一概而论,整个否定那个群体。生活在那段历史间的青年学子别无选择,不是只能以“工农兵大学生”那样特殊的身份上大学吗?而且,虽然“工农兵大学生”中有些仅初中小学文化程度,有些凭家庭干部背景“走后门”被推荐,但高中毕业文化程度还是居多,硬凭自己在基层工作或在生产队劳动打拼表现好而被推荐者还是居多,况且那个群体中也走出过各方面杰出人才。就说我们华师政治系76级150多同学吧,多数人毕业后干得相当不错。比如,许多在高校或中等专业学校、高中任教并担任领导职务,为教育事业做贡献;部分在地方工作的,担任省厅、地县级领导,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贡献;在部队工作的已有担任正军级领导的,为国防做贡献;也有下海做生意做得比较大的。去年出差到湖北襄阳,见了两位退居二线的华师同学,一个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他一直在公安局工作,另一个一直在经贸部门工作,都事业有成。在经贸部门工作的同学业余爱好书法及老子道德经研究,出版过相关论著,他特地向我展示了他临摹的怀素草书长卷,细看还很难找出哪个字与原作有区别,功力相当深,境界相当高。

其实任何个人及社会群体,在其人生旅途或发展过程中,都可能此一时彼一时,此一时受宠,彼一时失宠甚至受辱。老子道德经曰:“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上,辱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者,若可寄于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者,乃可以托于天下。”意思是,受到宠爱和受到侮辱都好像担惊受怕,把荣辱这样的大患看得与自身生命一样珍贵。什么叫做得宠和受辱都感到惊慌失措?得宠是地位卑下的,得到宠爱感到格外惊喜,失去宠爱则令人惊慌不安。这就叫做得宠和受辱都感到惊恐。什么叫做重视大患像重视自身生命一样?我之所以有大患,是因为我有身体;等到我连自身都视为无的时候,那我又有什么大患呢?所以,珍视天下如同对待自己的身体,天下就值得托付他;爱惜天下如同爱惜自己的身体,天下就值得依靠他了。一言以蔽之,还是“宠如不惊”好!

明代还初道人洪应明《菜根谭·闲适》所言极是:“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谨摘此句献给我的“工农兵大学生”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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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再平

杨再平

416篇文章 8年前更新

生于湖北恩施深山老林,吃过观音土,放过牛羊,做过篾匠,干过各种农活,当过中小学民办教师、教导主任。有词为证:“京城常梦,木屋青瓦,红薯包谷。让时光倒流,与牛羊共舞。野菜粗粮养顽童,为油盐,刃竹织篓。读了几句书,向往山外头。”于武汉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后任该校及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先后在中国人民银行、中共中央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国银监会供职。现任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出版过《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政府行为分析》、《市场论》、《中国:以全球战略眼光看欧元》、《效能观点:透视中国金融前沿问题》、《中国唱不衰》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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