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24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举办“中国农村金融机构发展与改革研讨会”，我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农村金融三部曲助推“三农问题”转化为“三农红利”》的演讲。下面是本人自己整理的演讲全文，请网友分享指正。

我国经济已发展到这样一个重要战略性阶段，这就是必须反哺抑或更多倚重三农的阶段。这样来看三农问题，就能看出三农红利。跳出三农看“三农问题”，跳出现在看“三农问题”，就能看出“三农红利”。但“三农红利”毕竟是未来式，是潜在的，其实现有赖各方面积极努力并配合，这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农村金融的助推。而农村金融只有演奏好金融普惠、金融创新、金融生态三部曲，才能助推“三农问题”转化为“三农红利”，是为本演讲核心论点。

    就农村而言，先是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是趋势，有空间。据2005年人口普查资料，农村地区从事农林牧渔的从业人员占比，北京、上海、浙江、河南、甘肃、贵州分别为31%、24.3%、34.2%、65.8%、70.2%、65.6%，而全国农民收入中以来土地的收入占比1990年为 75%，2006年为55%。农村地区非农产业的发展趋势很明显，空间也很大。其次是农村小城镇的发展是重点，有空间。近若干年以每年1-2个百分点、1500万左右人口的速度增长，但我国城镇化仍落后于工业化，将来若干年还将继续保持这种城镇化增长趋势，但重点应是农村地带城镇化发展，这样既可减少一、二、三线城市的压力，避免大城市病，又可带动农村地带的发展。这是一项共识，也是既定方针。所谓统筹城乡发展，我以为，重点也应放在农村城镇化发展上。

值得强调的是，在中国，统筹城乡发展，县域经济非常关键。“县”建制在中国具有两千多年历史，许多“县”的行政区化维持了一两千年，因而历史地成为相对稳定的“大社区”，以至于世世代代许多人的活动乃至认知半径仅限于县，所以古语有云“郡县治，天下安”。县域经济也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历史地形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县域经济是最具中国特色、历史悠久的区域经济。在当今整个国民经济中，县域金融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国现有2070个县（市），拥有95％的国土面积，集中了近3/4的人口，贡献了60%的GDP，吸纳了65％的农村劳动力。不仅如此，由于县域经济是城乡经济的结合部，其对三农问题的解决、城乡差别的缩小具有特殊意义，是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枢纽。如果说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减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那么县域经济正可承担这一重要职能，即通过县域四、五线城镇发展吸收农民、富裕农民。过去说让农民“离土不离乡”，现在则可以提出“离土不离县”，倘若如此，则我们的城镇化就可避免一些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包含大量贫民窟的“大城市病”，也可大大缓解正在困扰我们的一、二、三县城市与日俱增的“蜗居”问题。 这当然就要一方面打造优良的县域创业环境，另一方面打造优良的县域宜居环境。这次论坛上，两位本土企业家，浙江天能集团懂事长张天任和正泰集团投资管理总经理胡云耿的典型发言，在这方面给人印象深刻。或因如此，有关中央领导多次强调，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后，县这一级在国家政治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

就农业而言，随着越来越多农民外出打工和在农村从事非农产业，土地流转、集中、规模化经营进而农业产业化是趋势。目前，据说最大土地集中规模化经营有3万多亩。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位叫韩丁的美国农场主，他一个人经营1600亩土地,却只需要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另外三分之二的时间,一半用于出国访问和旅游,一半用于著书立说，这在当时的中国人听来简直不可思议。而他的农场在美国还只能算一个袖珍型小农场。其实那就是产业化农业。那样的农业由美国种子、化肥、农机、粮食收购方面的商人所提供全天候和全方位服务，需要种子、化肥、修理农机、卖粮食,都只需要拨一个电话,不愁没人上门搞掂。所以,韩丁有时间研究学问,著书立说,成为学者。现在，韩丁农业经营模式对中国人应该不那么不可思议了，类似的产业化农业雏形，国已有之，相信会越来越多。农业产业化无疑将大大提升中国农业，同时也将大大改善中国农村面貌，改善中国农民的生产方式。

就农民而言，近八亿农民，随着其收入水平的提高，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如果说中国经济要更多倚重内需、倚重消费，那么农民消费当然是重中之重，潜力巨大。其次是目前两亿将来还会增长的农民工，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贡献不可小视。正在讨论的部分农民工市民化，将积极推动上面说到的农村城镇化发展进程。最后，常常被忽视的一点即广大农民群体中其实蕴藏着大量既吃苦耐劳又敢闯敢创的草根企业家，他们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及贡献不可低估。总之，伴随经济发展，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是必选，也是趋势，这一过程又包含大量发展机遇或“红利”。

金融改变生活，金融可以富民强国，可以兴邦。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当然也是潜在三农红利得以实现的核心杠杆。就银行业金融机构而言，助推“三农问题”转化为“三农红利”，必须演奏好三部曲：农村金融普惠、农村金融创新、农村金融生态。

    农村金融普惠，就是要解决农村金融服务可得性问题。1996年底，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脱钩后，农业银行逐步向大中城市收缩、集中，留下农村信用社经营广大农村地区的金融业务。农村金融机构及服务体系一度相当薄弱。不仅如此，由于邮储机构在农村只吸存不贷款，其存款全部转存中国人民银行，由此形成了对农村金融资源的虹吸，更削弱了金融对农村经济的支持。据统计，1994年到2004年，金融资源平均每年从农村的净流出量高达568.2亿元。2005年曾有个统计，全国邮政储蓄营业网点超过36000个，存款余额12285亿元，储蓄市场占有率达9.25%，储蓄规模仅次于4家国有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其中县及县以下农村网点占2/3以上，其储蓄资金65％来自县及县以下地区，乡镇及其所辖地区农村占34%，但却不发放贷款，全部转存中国人民银行，直接流出了农村。城市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本应反哺农村农业，而那时的金融体系却与此背道而驰，这是一个错误。这个错误造成农村金融可得性成为问题。

要解决上述问题，一是机构网点设置要到位。2006年12月，银监会决定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到县域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极大丰富了我国农村金融机构的类型。2009年7月，银监会又出台《新型农村金融机构2009年～2011年总体工作安排》，计划在全国3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共设立1294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力争三年左右实现全国各乡镇基础性金融服务全覆盖。目前已成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214家，正在筹建55家。此外，在明确省级人民政府监管和承担风险处置责任的前提下，允许各地在县域范围内开展组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目前已组建小额贷款公司1612家。与此同时，中国农业银行设立三农事业部，农业发展银行开展粮棉收购之外的农村信贷业务，邮政储蓄银行在农村既吸收存款也发放贷款，鼓励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到设点开展业务。还要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两个不低于：即增量不低于上年增量，增速不低于全部贷款平均增速，否则就要“压非”，即压缩非农贷款。这都是解决农村金融普惠问题的实际措施。截止2009年末，全国县域银行业金融机构服务网点为12.8万个，占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总数的65.67％；县域贷款余额10.2万亿元，占全国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的1/4；涉农贷款余额9.14万亿元，占全国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的22.9%，其中农户贷款余额2.2万亿元，这是很大的成绩。

机构网点设置到位还不够，进一步还应走村串户，广泛深入农民群众。

还有一点，由于农民缺乏起码的金融知识和金融信息，是制约农村金融普惠的瓶颈，所以，在广大农民群众中普及金融知识，传播金融信息，是农村金融普惠的重要前提。

    农村金融创新，就是要解决农村金融服务的精细化和深化问题。金融创新其实不神秘不高深，就是以客户为中心，研究琢磨客户，充分了解知晓客户，科学细分客户，及时跟踪了解各类客户的多样化动态化需求，设计相应产品，提供相应服务，这个不断动态更新的过程就是创新。在充分了解、发现、搜寻和挖掘客户真实需求的基础上，不断创新金融产品、金融服务、金融机构乃至金融文化，这样的金融创新任何时候都存在过度的问题，而应多多益善。

三农发展就非常需要的这样的金融创新，需要我们的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深入深入乡村、走村串户，充分了解知晓并及时跟踪各类客户多样化、动态化金融需求，然后科学设计风险可管控、成本可承受、利益可分享进而真正“双嬴”金融产品和服务，充分满足其需求。比如，中国银行业协会自2008年开始每年评选的服务中小企业及三农十特十优产品中，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的“信用共同体贷款 ”， 广东省联社的“订单农业贷款”，北京农村商业银行的“金凤凰自助商务银行”，  辽宁省联社的“巾帼致富贷款”， 黑龙江省大庆市商业银行的“农业供应链贷款”，哈尔滨银行的“金稻谷农垦贷款产品“，湖南省益阳赫山区农信社的“农村工商户联保贷款”，江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的“林权抵押贷款”，等等都有创新意义。

在农村金融创新中，很需要蜜蜂银行精神：不嫌散小、勤奋采摘、识别力强、精巧加工、良好治理。

    农村金融生态，就是要解决农村金融的可持续存在和发展问题。首先要正视农村金融相对于大中城市金融的生态劣势，因此，相应的政策扶持和制度安排是必要的。

近年来，按照中央政府要求，各有关方面逐步加大农村金融的政策支持力度，将扶持政策逐步从支持机构的扶持调整到面向农村和涉农业务的支持，出台了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放宽涉农贷款业务呆帐核销条件，授权金融机构对涉农贷款业务重组和减免，允许涉农贷款业务税前提取贷款损失准备金，对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等。

这些政策的正向激励引导作用初步显现，对资金向农村流动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但是，相对于农村金融业务的成本较高、风险较大和收益较低的特点，扶持政策无论是范围、力度还是期限都显得不足，无法有效弥补和覆盖风险成本，难以有效调动金融机构服务县域的积极性；而地方财力又相对有限，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大多数县市财力十分微薄，对农村金融扶持力度普遍较小。当前，农村金融总体上处于弱势地位，特别需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在妥善解决农村金融机构历史包袱的基础上，要加快建立中央与地方相配合、财税政策与货币政策、监管政策相协调的长效扶持机制。在这一问题上，有三个方面问题特别重要，一是统筹协调财税、货币、监管和其他政策，发挥合力作用；区别对待不同地区的特殊情况，对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特殊政策。二是坚持科学公平，对所有涉农金融业务实行同一扶持标准；同时，针对农村信用社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等小机构的现实情况，采取特殊的政策安排。三是研究建立具有正向激励作用的长效扶持制度；同时，又要着眼当前，针对不同时期农村金融发展的重点和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的历史遗留问题，出台阶段性的特殊政策，要历史问题历史对待，政策问题政策解决。

农村金融生态中往往被忽视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这就是信用环境。一个地方讲诚信、守信用，各类经济活动交易成本就低，金融机构在此从事借贷等金融活动的信用风险就低，因此就会形成吸引金融机构的佳地、汇集金融资金的洼地。讲诚信、守信用，总会得到奖赏，良好信用是有价值的，是会得到真金白银的。在这方面，地方政府应该大有作为。

农村金融普惠、农村金融创新、农村金融生态，三部曲助推“三农问题”转化为“三农红利”，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