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政策措施，随后发布的《国务院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强调要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盘活存量，用好增量，更有力地支持经济转型升级，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更有针对性地促进扩大内需，更扎实地做好金融风险防范。这是很有新意的政策信号。而“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可是一篇颇有深意的大文章，做好这篇大文章，需要我们认真深入解读。
两相矛盾诉求与忧虑的困扰
近年来，我国金融业一直承受两相矛盾诉求与忧虑的困扰：一方面，要求其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的诉求越来越强烈；另一方面，又对银行信贷投放、社会融资规模增长过快、M2与GDP之比过高或所谓“货币超发”、企业、政府负债率过高以及相应的金融风险表示越来越强烈的忧虑。
上述诉求与忧虑都有客观依据。就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而言，社会各方面一直呼吁，政府也一直强调，但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一直是困扰实体经济发展的问题。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尤其突出。据统计，全国中小微企业创造了80%的就业、60%的GDP和50%的税收，获得的贷款却只占全部贷款的20%。商务部数据显示，有2/3的中小企业普遍感到发展资金不足。据某省统计部门对规模以下工业企业问卷调查显示，“有借款需求并全部借到”的企业占4.8%；“有借款需求并大部分借到”的企业占12.3%；“有借款需求唯少部分借到”的企业占22.7%；“有借款需求却没能借到”的企业占22.8%；“无需求即依靠自有资金”的企业占37.4%。
就银行信贷投放、社会融资规模增长、M2与GDP之比、企业、政府负债率以及相应的金融风险而言，也确实无不令人忧虑。其一，众所周知，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银行信贷便超常规投放，目前70多万亿的银行贷款余额中超半是2009年以来投放的。其二，据人民银行初步统计，2013年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为10.1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2.38万亿元，全年预估超16万亿，将是2002年2万多亿的8倍，2008年近7万亿的2倍多，10年来年增超25%。其三，截至6月末，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105.45万亿元，较10年前翻了5倍多，年化M2与GDP之比近190 %，远高于美国的67%、欧元区的95%、日本的174%和英国的133%。其四，据统计，2008年我国企业的平均负债率约为58%，如今已攀升至70%-75%，超过国际公认的65%的警戒线，其中半数以上中央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超过65%。另据年初302家上市公司公布的2012年报，其平均负债率为61.193%，其中38家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70%，更有4家ST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100%。按OECD(经合组织)标准，企业负债占GDP比重到90%就很危险，而中国2011年这一统计指标就达到了107%。其四，虽然我国总体政府债务30多万亿元，债务率40％多，IMF认为中国的公共债务总量已经超过了GDP的50%，仍在国际公认的60%的警戒线之下，但地方政府债务无不令人忧虑。据国家国家审计署统计，地方债已超过12万亿，虽然36个地方政府本级中，有24个地区2012年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比2010年下降，但仍有10个地区2012年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超过100%。一些省会城市本级债务率和偿债率指标偏高，2012年，有9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超过1
如果说所述诉求与忧虑都有客观依据，那末其对金融业两相矛盾的困扰也是一种客观存在。既然是客观存在的困扰，我们就要正视并寻求解决方案。
或是走出两相矛盾困扰的解决方案
怎样走出上述两相矛盾的困扰呢？其解决方案或正在于“优化金融资源配置”。
所谓“金融资源”，可分为“狭义”与“广义”。狭义金融资源，即在实体经济中执行职能的职能货币与退出实体经济的闲置货币；广义金融资源，则是现金、存款、贷款、票据、债券、股票及理财等各类金融资产。
毫无疑问，上述金融资源都是虚拟的。现金货币，早已不是足值的黄金白银，而仅是价值载体甚至仅仅价值符号。其他金融资产，自身并没有价值，而只是实体资产的“纸制复制品”。相对于实体资源而言，金融资源属于虚拟资源。可为什么虚拟的金融资源却如此重要呢？这是因为，其作为一般等价物，作为价值及权益载体或符号，谁持有它，就可以支配实体资源。“有钱能使鬼推磨”、“金钱万能”等“货币拜物教”，虽不宜提倡，但它却正是这种客观存在在人们意识形态中的极端反映。因此，金融资源的配置反而决定性影响实体资源的配置。
金融资源配置影响实体资源配置的强度，往往与实体经济的市场化以及金融体系的发展程度成正比，即实体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越高，金融体系越发展，金融资源的配置影响实体资源配置的强度越大。比如，传统的计划经济，又称“产品经济”，“非商品经济”，市场不起作用或作用很小，实体资源的配置都只能跟随计划指令走，因而即使有钱，也不能随意支配实体资源，不仅不能随意支配钢材等重要生产资料资源，而且不能随意支配自行车、粮食甚至肥皂等日常生活用品。改革开放以来，搞市场经济，可买卖的实体资源的配置当然就得跟随货币走，金融资源的配置影响实体资源配置的强度也与日俱增。
市场经济中金融资源的配置对实体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影响大致表现如下：
其一，作为一般等价物、价值载体或价值符号，决定商品价值的实现。商品价值的实现，即商品转化成货币，马克思曾描述为“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的占有者。其决定性影响不言而喻。
其二，作为交换手段，决定商品使用价值的转移，决定实体资源的交易，决定商品流通，决定实体资源的流通。在马克思经济学术语中，“商品流通”即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正是货币加入以后，突破时空局限的大规模商品交换才成为可能。因此，正式货币这种金融资源决定实体商品大规模流通运动，进而决定其配置。
其三，作为“第一推动力和持续的动力”，决定企业启动及持续运转。按马克思《资本论》论述，货币资本是实体企业的“第一和持续推动力”。马克思在论述社会资本再生产时指出，货币资本“表现为发展整个过程的第一推动力”，商品生产，无论是社会地考察还是个别地考察，要求货币形式的资本或货币资本作为每一个企业提供“第一推动力和持续的动力”。由此推论，金融资源作为“第一推动力和持续的动力”，决定着企业启动及持续运转。
其四，作为企业家支配所需具体物质资料的杠杆，决定其创新梦想的实现。按照熊彼特的创新理论，金融提供给企业家的“所谓资本不外乎企业家把所需的具体的物质资料置于自己支配之下的杠杆，是为达到新的目的而处理物质资料或给生产指出新的方向的手段而已。”由此推论，金融资源作为企业家支配所需具体物质资料的杠杆，决定其创新梦想的实现。
其五，作为跨时空价值交易的凭证，决定实体资源跨时空配置。
从某种意义讲，金融的核心作用正在于跨时空价值交易，金融资源正是跨时空价值交易的凭证。存款、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其实都是跨时空价值交易的凭证，这些凭证又反转过来决定实体资源的跨时空交易，从而决定实体资源的跨时空配置。而实体资源的跨时空配置，意义特别重大。马克思说：“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铁路的程度，那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办成了。”就是说，跨时空资源配置，可以突破单个资本积累、积聚的时空局限，集中资源迅速办成大事。除此之外，从经济学原理讲，还可以让资源跨时空选择最佳使用者和项目用途，从而趋于跨时空最优配置。
综上所述，可见金融资源有多重要，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之于实体资源配置有多重要。
而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即最佳境界即其配置选择机会成本最小，单位金融资源配置的边际收益均等，总体金融资源的收益最大化，这就一方面可让既定金融资源总量释放出更大的支持助推实体经济发展的正能量，另一方面可将金融资源遭受损失的概率与比重即金融风险控制在最低限度，从而达成金融业支持实体经济与管控金融风险的高度统一。所以，可以认为，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或是走出上述两相矛盾困扰的解决方案。
做好“盘活存量、用好增量”功课
怎样优化金融资源配置？这首先得做好“盘活存量、用好增量”功课。
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而言，盘活存量，主要须做好贷后管理功课。长期以来，贷后管理却是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管理的薄弱环节，为此，中国银监会2004年颁布的《商业银行授信工作尽职指引》，将授信后管理和问题授信处理作为银行授信业务的重要环节予以强调和规范。从贷款发放或其他信贷业务发生后直到本息收回或信用结束的全过程的信贷管理，既是控制信贷风险的重要环节，也是督促信贷资金使用效益的重要环节，因而也是盘活信贷资金存量的重要环节。大致而言，以盘活存量为目的的贷后管理，主要应做好以下功课：
一是确保授信资金按约定用途使用，尤其不被违约违规违法挪用于实体经济之外的炒作。要督促客户全面诚实履行合同，不违约违规挪用授信资金，尤其不违反国家有关规定而将授信资金用于股票、期货、金融衍生产品以及房地产炒作。授信工作人员应及时对授信资金的后续使用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客户违约时应及时制止并采取补救措施。这是确保授信资金用于合同约定正当用途的必要功课，也是确保尽可能多的信贷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必要功课。
二是伴随融资附加尽可能多的咨询智慧服务，督促并助力客户改进经营管理，提高授信资金使用效益。金融服务不是简单的融资服务，更在于伴随融资服务的融智服务。按尽职要求，银行授信实施后，应密切关注、了解和掌握客户的经营管理状况，以随时发现并应对有损贷款本息的风险。这还不够，还应充分发挥商业银行信息、网络及专家等优势，伴随融资服务，应附加更多财务及经营管理方面的咨询智慧服务，以助力客户改进经营管理，提高授信资金使用效益。如此贷后管理，相当于为客户增值的售后服务。经验表明，这方面功课做好了，既有利于信贷风险管控，保证授信安全，更有利于提高信贷资金使用效益，从而更有利于盘活信贷资金存量。
三是严密监控信贷资产质量变化，及时发现、识别并有效管控潜在风险。假若信贷资产质量恶化，风险失察失控，信贷资金存量遭受重大损失，何以言盘活存量？所以，风险发现、识别及有效管控，是盘活存量最重要的功课。所以，银监会颁布的《商业银行授信工作尽职指引》特别强调，商业银行应严格按照风险管理的原则，对已实施授信进行准确分类，并建立客户情况变化报告制度；商业银行应通过非现场和现场检查，及时发现授信主体的潜在风险并发出预警风险提示；商业银行应根据客户偿还能力和现金流量，对客户授信进行调整，包括展期，增加或缩减授信，要求借款人提前还款，并决定是否将该笔授信列入观察名单或划入问题授信；商业银行对列入观察名单的授信应设立明确的指标，进一步观察判断是否将该笔授信从观察名单中删去或降级；对划入问题授信的，应指定专人管理。
四是对问题授信进行处置，以及时而有效地补救、缓释、化解信贷资金存量中已不同程度发生的风险损失。有授信，就有风险，就有可能损失，零风险零损失是不可能的，关键在于及时发现并及时有效地补救、缓释、化解信贷资金存量中已不同程度发生的风险损失，以最大限度地止损。银监会颁布的《商业银行授信工作尽职指引》列举的商业银行对问题授信的措施包括：确认实际授信余额；重新审核所有授信文件，征求法律、审计和问题授信管理等方面专家的意见；对于没有实施的授信额度，依照约定条件和规定予以终止，依法难以终止或因终止将造成客户经营困难的，应对未实施的授信额度专户管理，未经有权部门批准，不得使用；书面通知所有可能受到影响的分支机构并要求承诺落实必要的措施；要求保证人履行保证责任，追加担保或行使担保权；向所在地司法部门申请冻结问题授信客户的存款账户以减少损失；其他必要的处理措施。上述措施，或补救，或缓释，或化解，意在最大限度地止损，因而也是盘活信贷资金存量的必要功课。
五是信贷资产转让及其证券化处置。尽管信贷资产的“发起-分销”，即信贷资产转让及其证券化，因美国次贷危机引发本次国际金融危机而倍受质疑病诟，但若因此而完全否定进而废止信贷资产的转让及其证券化，显然并不可取，毕竟信贷资产的转让及其证券化是盘活信贷资产存量的重要手段，更何况我国远不存在信贷资产的转让及其证券化过度的问题。因此，国务院办公厅最近发布《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明确“逐步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常规化发展”。信贷资产证券化从试点阶段走向常规化发展，将对我国金融业下一步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而对商业银行来说，在贷款或信贷资产形成后，是继续持有还是转让分销，何时以及怎样转让分销，需要适时根据相关情况作出决策。商业银行这方面的决策及行动将对信贷存量产生重大的结构性影响，做得好将很大程度有利于盘活信贷资金存量。
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而言，用好增量，则主要须做好贷前、贷中管理功课，做对做好每一笔新增贷款，以求每笔及总体新增信贷资金的微宏观效益最大化。银监会颁布的《商业银行授信工作尽职指引》详细规定了商业银行在这方面的技术性规定动作，但本人以为，这方面有几重要理念比技术性规定动作更重要。
三是基于信用规则理念，监守授信基本条件，守住风险底线。金融资源是基于信用而产生和存在的，没有了信用，就没有了金融资源，当然也就更谈不上金融资源配置的优化。信用是什么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25章引用图克的一段话，阐述“信用”的三个基本特征，就是最基本的信用规则：一是信任性，即信用是以借贷双方的信任为前提的；二是偿还性，即有借有还，到期归还：三是报偿性，即借用者归还贷款时必须付给所有者一定的报酬。银行给这样那样的客户授信，当然必须遵守信用规则，监守授信基本条件，那就是只授信给愿意并能够按合同约定还本付息的客户。做银行授信，做新增贷款，支持实体经济，绝非无条件，而一定要有条件。这是信用规律，违背信用规律，银行与客户乃至社会都将遭受惩罚，更遑论“用好增量”。我们常说做银行要守住风险底线，这正是新增贷款必须守住的的风险底线，也正是用好增量的起底。
四是基于金融资源配置效益最大化理念，选好支持领域、行业、企业及项目，用好信贷增量。按此原则，仍一新增贷款决策，都要在上述起底之上有选择，即效益相对好者优先。由于选择既定，就将放弃其他可能的选择，因此有选择就有机会成本，而按经济学原理，效益最大化选择即机会成本最小选择。因此，银行在做出每项新增贷款选择时，都应当权衡各种可能的选择，比较其放弃的成本，以求放弃的相对成本即所谓机会成本最小。总体而言，按资源配置效益最大化原则，其最优状态为配置于各处的等单位或等量资源的边际收益均等。上述两者，或许如几何学中没有面积与厚度的“点”、没有宽度与厚度的“线”及没有厚度的“面”一样，只是一种理论抽象，但其意义亦如几何学中的“点、线、面”，作为精准参照，非同小可。
五是基于最大限度增进社会福利理念，遵循国家宏观调控及产业政策大指向，用好新增贷款。当下就是要遵循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更好地发挥金融对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支持作用，坚持有扶有控、有保有压原则，增强资金支持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持续加强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同时切实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重点领域主要包括有市场发展前景的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信息技术产业和信息消费、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以及绿色环保等领域；还包括重点在建续建工程和项目、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城市基础设施、保障性安居工程等民生工程建设，产品有竞争力、有市场、有效益的企业，要继续给予资金支持，合理向境外转移产能的企业，实施产能整合的企业等。薄弱环节主要指小微企业与“三农”领域。后者相当于众所周知的“水桶原理”的短板，其社会边际效益特别大，因而将更多信贷增量更有效配置于后者，其增进社会福利的效应将更明显。
很大程度有待利率市场化
推而论之，金融资源配置的优化很大程度有待利率市场化。因为，利率即金融资源的价格，所以如果说金融资源配置的优化也很大程度基于市场机制，当然也很大程度基于利率市场化。利率没有市场化，就谈不上基于市场机制的金融资源配置，当然也谈不上金融资源配置的优化，更谈不上金融资源配置的最优境界。
非市场化利率，扭曲的资金价格信号，必然导致稀缺有限的宝贵资金资源错配，让愿意也能够按期还本付息且愿意也能够付较高利息的好项目、好企业、好经营者、好创业者的有效融资需求得不到满足，反而让不愿意或不能够按期还本付息的差项目、差企业、差经营者、差创业者的无效融资需求得到资金，从而远离甚而背离资金资源配置的“帕内托最优境界”。不仅如此，非市场化利率，扭曲的资金价格信号，还让套利寻租有活动空间，从而成为金融腐败的温床。这跟过去猪肉、豆腐、鸡蛋价格未市场化时的情形一样。
利率市场化的理想境界即：愿意也能够按期还本付息且愿意也能够付较高利息的好项目、好企业、好经营者、好创业者优先得到资金，其有效融资需求得到最大限度满足，如此则稀缺有限的宝贵资金资源各项配置的机会成本最小，整体收益最大，亦即趋于“帕内托最优境界”。与此同时，套利寻租的活动空间最小，金融腐败的机会最小。这跟当今猪肉、豆腐、鸡蛋价格市场化后的情形一样。
最近，央行发布《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通知》，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七折的下限，同时取消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2.3倍的上限，由农村信用社根据商业原则自主确定对客户的贷款利率，发出加速推进利率市场化的信号，这是顺势而为的重大改革信号，也是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的重大利好消息。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的问题就日益突出，利率市场化就势在必行。不妨看看台湾当年利率市场化的背景情况：上个世纪50 到70 年代，其经济保持了30年年均9.8%的高速增长，80 到90 年代又保持了20 年年均7.3%的中速增长。其利率完全放开的1989年，人均GDP为7584美元。
与之相比，大陆经济改革开放30多年来也保持了30年年均9.8%的高速增长，2012年人均GDP为6100美元。经济发展与台湾利率完全市场化的1989年差不多。
为什么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的问题就日益突出，利率市场化就势在必行？从台湾的经验教训看，是因为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一方面有大量资金剩余储蓄，有大量资金供给，另一方面又有日益增长的经营及创业活动需要大量资金，有大量资金需求。有大量资金供给，又有大量资金需求，就一定有市场，有市场就一定需要市场价格，即由供求双方通过竞争性反复讨价还价发现或形成的价格，并由这样的价格调节供求，动态地形成均衡价格下的均衡供求。若政府强制不允许由供求双方通过竞争性反复讨价还价发现或形成价格，并由这样的价格调节供求，市场就会以扭曲的方式表现出来。资金市场的扭曲表现即非正规金融之外的民间借贷或地下金融。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被到处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非正规金融之外的民间借贷或地下金融，正是资本的这种本性不以政府意志为转移的表现。
台湾当年启动利率市场化的情形即：工商企业难从正规银行体系取得融资，很多只能从黑市借贷，于是无组织的民间借贷迅速发展，地下金融猖獗。
大陆现在的情形是：一方面，居民储蓄余额超40万亿，净值600万以上高净值人群近300万，另有超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资金供给量不可谓不大；另一方面，大量小微企业、三农及个人创业者从正规金融系统融资又一直是一个问题，相当部分只能从民间或地下金融高息借贷融资，于是无组织的民间借贷也迅速发展，地下金融乃至非法集资十分猖獗。
据调查估算，2011年大陆民间借贷为4-4.5万亿，占银行各项贷款的8%左右，东部地区占2/3；民间借贷加权年化利率26.34%，最近温州指数为20.54，以超过1年期基准利率4倍为参照，高利贷占比40-50%，总规模接近2万亿；在大部分地区，民间借贷投向以企业生产经营、个人生活周转为主，如湖北用于企业及个人经营周转、扩大再生产、技术更新占95%，海南用于扩大再生产、流动资金占85%。至于非法集资，更是屡禁不止，81%的地方发生过，2012年上半年立案就5660起，是上年全年的2.3倍。
对于民间借贷、地下金融及非法集资，固然要规范、整治、打击，但也应反思其根源，那就是：利率非市场化，压抑了市场，市场只能以扭曲的方式表现出来。
因此，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的问题就日益突出，利率市场化就势在必行。台湾银行业上个世纪末经历了那个势在必行的阶段，大陆银行业目前正处于这个势在必行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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