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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山东省银监局和山东省银行业协会联合召开的“山东省银企合作推进会”于7月8日在济南召开。我应邀出席,并就如何深化银企合作,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做了主题发言。下面是经本人整理的发言内容。

  • 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一个活跃的企业家群体。

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有赖于一批活跃的企业。但“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更离不开作为企业领袖的企业家群体。

“企业家”最初的定义是“冒险事业的组织经营者”。其实, 充满不确定性和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中的企业何尝不是冒险事业。正因为如此,企业也就非常需要组织者和经营者,需要领军人物,需要领袖。作为企业组织者、经营者的企业家,当然就是企业领袖。

作为企业家,首先要有一定的组织才能。因为企业是一个或小或大的组织体,不能没有组织者,企业家就是当然的企业组织者,这就要求企业家具备相当的组织才能。一般而言,作为企业组织核心或灵魂的企业家越具有组织才能,一个企业就越能紧密地组织凝聚在一起,从而也就越具竞争力。

作为企业家,还要具有一定的经营才能。所谓经营才能,就是善于把各种资源组合起来形成批量产品或服务产出,同时又把这些产出卖出去,并赚取一定利润的才能。换言之,企业家经营才能,就是善于发现、搜寻、创造并实现有利可图的市场机会的才能。

作为企业家,还要具有一定的创新才能。熊彼特所定义的企业家就是创新家。在熊彼特看来,一种经济在没有企业家之前,没有创新,没有利润(实际上是没有超额利润),属于静态循环流转的经济;有了企业家,有了创新,有了利润,才有动态经济发展。因此,企业家的创新属于打破静态循环流转的“创造性的破坏”,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而企业家的创新主要有五种,即引进引进新产品、引用新技术即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和实现企业的新组织。

综上所述,可见企业家是具有特上才能的人,是极其稀缺的人才资源,是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因此,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一个活跃的企业家群体。

  • 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抑或活跃的企业家群体,离不开金融支持,尤其是离不开银行家的支持。  

《大国崛起》电视纪录片第二集《小国大业》描述的荷兰,在八百年以前,那里是一片没有人烟,只有海潮出没的湿地和湖泊,从12世纪到14世纪,才逐步形成了人类可以居住的土地,直到今天,仍有三分之一的国土位于海平面以下,如果没有一系列复杂的水利设施阻挡,荷兰人口最稠密的地区,每天将被潮汐淹没两次。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在三百年前,也就是17世纪的时候,却是整个世界的经济中心和最富庶的地区。一个仅有150万人口的荷兰,将自己的势力几乎延伸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被马克思称为当时的“海上第一强国”。而在荷兰的崛起中,金融起了非常关键的主推作用。据介绍:1602年,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成立,通过向全社会融资的方式,成功地将分散的财富变成了自己对外扩张的资本;1609年,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诞生在阿姆斯特丹,只要愿意,东印度公司的股东们可以随时通过股票交易所,将自己手中的股票变成现金,这就创造了一种新的资本流转体制;同年,阿姆斯特丹银行成立,它是一个城市银行、财政银行和兑换银行,它吸收存款,发放贷款,所有一定数量的支付款都要经过银行,因此,阿姆斯特丹银行对于荷兰的经济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荷兰人将银行、证券交易所、信用,以及有限责任公司有机地统一成一个相互贯通的金融和商业体系,由此带来了爆炸式的财富增长。这是金融富民强国、金融兴邦的经典案例。

金融改变生活,可以富民强国,可以兴邦,当然也可以助推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何以如此?金融的作用就在于超时空聚集资源,加速成就事业或满足某些投资及消费需求,也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马克思的一段论述很经典:“假如必须等到单个资本增长到足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末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而“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

因此,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不能没有金融支持。一个活跃的企业家群体也不能没有金融支持。正如熊彼特所指出的,“所谓资本不外乎企业家把所需的具体的物质资料置于自己支配之下的杠杆,是为达到新的目的而处理物质资料或给生产指出新的方向的手段而已。”

金融对企业家的作用就在于,转移或集中购买力,赋予其以支配资源进行创新的权能,此权能即企业家借以实现创新的杠杆,亦相当于撑杆跳运动员的撑杆,可以让企业家突破自身局限而跳得更高。

我国的金融体系是极端的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银行资产占总金融资产的比重超过90%,这就决定了银行的作用特别重要。决定了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抑或活跃的企业家群体,尤其是离不开银行家的支持。

关于银行的重要作用,列宁曾有过如下论述:“随着资本的集中和银行周转额的增加,银行的作用根本改变了。分散的资本家合成了一个集体的资本家。银行为某些资本家办理往来帐,似乎是在从事一种纯粹技术性的、完全辅助性的业务。而当这种业务的范围扩展到很大的时候,极少数垄断者就控制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工商业业务,就能通过银行的联系,通过往来帐及其他金融业务,首先确切地了解各个资本家的业务状况,然后加以监督,用扩大或减少、便利或阻难信贷的办法来影响他们,以至最后完全决定他们的命运,决定他们的收入,夺去他们的资本,或者使他们有可能迅速而大量地增加资本等等。”“说到银行和工业的密切联系,那么,正是在这一方面,银行的新作用恐怕表现得最明显。银行给某个企业主贴现票据,给他开立往来帐户等等,这些业务单独地来看,一点也没有减少这个企业主的独立性,银行也没有越出普通的中介人作用的范围。可是,如果这些业务愈来愈频繁、愈来愈加强,如果银行把大量资本‘收集’在自己手里,如果办理某个企业的往来帐使银行能够愈来愈详细和充分地了解它的顾客的经济状况(事实上也确实如此),那么,结果就是工业资本家愈来愈完全依赖于银行。”

由于市场经济下资源是跟着货币资金走的,因此经营货币资金的银行总是重要的。这就决定了一个地方的工商企业及整个经济发展,高度依赖银行支持,离不开银行支持。

  • 银行家与企业家互重互信,才能互利双赢,从而共同推动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 

首先是银行家要明确自己的职责。上面说银行如何重要,但银行家不能拥银自重,更不能以控制工商企业为目的,而应更多看重自身对一个地方工商企业及整体经济发展所负的社会责任。

由于公众存款、公众信任是银行生存发展的基础,这种特殊性决定了银行即使完全私有,也是准公共机构,其产品服务具有准公共性质。比如,美国1977年颁布的《社区再投资法》,就鼓励金融机构以安全与稳健的方式满足其所在社区,特别是中低收入社区的信贷需求,要求银行“有持续和责无旁贷的责任”满足整个社区(主要是中低收入社区和人群)的信贷需求。我们的银行,当然就更有义务有责任支持所在地方工商企业及整体经济的发展了。

支持所在地方工商企业及整体经济发展,是银行的社会责任、社会义务,也是银行商业存在的基础,是其利润空间所在。因为只有支持好了所在地方工商企业及整体经济发展,银行才能持续生存,才有利可图。

银行家必须认识到,工商企业是皮,银行是毛,“皮之不存,毛将附焉?” 工商企业属于实体经济,银行属于虚拟经济,只有工商企业赚了钱,银行才能赚钱。银行只有通过帮助工商企业赚钱而赚钱。工商企业作为客户,是银行的衣食父母。因此,银行必须以工商企业客户为中心,奉工商企业客户为上帝。这是银行的生存法则。

另一方面,作为“中心”、“上帝”的工商企业家,不仅要自重,同时要了解银行、理解银行、尊重银行,才能持续获得银行家的支持,持续获得如上所述银行家提供的“跨时空资源聚集支持”或调动他人资源借以实现创新的 “杠杆”或借以突破自身极限而跳跃发展的“撑杆”。

因为银行所经营的货币资金归根到底是信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25章引用图克的一段话,阐述“信用”的三个基本特征:一是信任性,即信用是以借贷双方的信任为前提的;二是偿还性,即有借有还,到期归还:三是报偿性,即借用者归还贷款时必须付给所有者一定的报酬。银行家与企业家相互信任,是两者之间形成可持续借贷关系的基础。银行家一定要把钱贷给其所信任的企业家,否则就是不负责任的银行家,就是玩忽职守的银行家。企业家如欲获得银行家持续的信贷支持,就一定要使自己成为受信任、可信任者。这就要求企业家诚实申贷并高度负责地运用信贷资金,确保其相应的项目所产生的现金流能满足上述“偿还性”(还本)、“报偿性”(付息)特征要求。

银行家把包含一定购买力的货币资金交给企业家,当然不会也不应该是无偿的。如果是那样,那就只有企业家是赢家,而银行家必是输家。这样一赢一输,是不可持续的。市场经济的规则决定,只有双赢的交易才可能持续。

常识告诉我们,在银行家与企业家的交易中,前者须要后者还本付息,后者越是“有借有还”,就越是“再借不难”;后者须要赢得扣除利息之后的利润,息后利润越高,其借贷需求便越强。两者的共同来源是企业家的利润。

银行家的利益既取决于所有企业家对其货币资金的需求,也取决于各个企业家通过其经营或创新活动而获得的利润。很显然,在货币资金供应为既定的情况下,从事经营或创新活动的企业家越多,实际获得的利润越多,银行家可能获得的利益也越高。另一方面,银行家对企业家的支持力度越大,企业家可能获得的资金越多,其经营或创新欲望就越高,潜在经营或创新机会得以实现的概率就越高,进而经营或创新利润也越高,这又会增进银行家的利益,从而增进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

结论:银行家与企业家互重互信,才能互利双赢,从而共同推动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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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再平

杨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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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湖北恩施深山老林,吃过观音土,放过牛羊,做过篾匠,干过各种农活,当过中小学民办教师、教导主任。有词为证:“京城常梦,木屋青瓦,红薯包谷。让时光倒流,与牛羊共舞。野菜粗粮养顽童,为油盐,刃竹织篓。读了几句书,向往山外头。”于武汉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后任该校及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先后在中国人民银行、中共中央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国银监会供职。现任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出版过《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政府行为分析》、《市场论》、《中国:以全球战略眼光看欧元》、《效能观点:透视中国金融前沿问题》、《中国唱不衰》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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