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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7月17日,第三届中国村镇银行论坛在郑州召开,我应邀出席并发表了《村镇银行五项使命》的演讲。以下是本人自己整理的演讲内容。

    截止2010年6月,我国已新设214家村镇银行,近一两年还将新设1000多家。为什么要新设村镇银行,村镇银行的使命是什么?本人观察主要有五:
   一是解决农村地区金融可得性或农村金融普惠问题。

1996年底,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脱钩后,农业银行逐步向大中城市收缩、集中,留下农村信用社经营广大农村地区的金融业务。农村金融机构及服务体系一度相当薄弱。直到2009年,全国还有2000多个乡镇没有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

不仅如此,由于邮储机构在农村只吸存不贷款,其存款全部转存中国人民银行,由此形成了对农村金融资源的虹吸,更削弱了金融对农村经济的支持。据统计,1994年到2004年,金融资源平均每年从农村的净流出量高达568.2亿元。2005年曾有个统计,全国邮政储蓄营业网点超过36000个,存款余额12285亿元,储蓄市场占有率达9.25%,储蓄规模仅次于4家国有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其中县及县以下农村网点占2/3以上,其储蓄资金65%来自县及县以下地区,乡镇及其所辖地区农村占34%,但却不发放贷款,全部转存中国人民银行,直接流出了农村。城市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本应反哺农村农业,而那时的金融体系却与此背道而驰,这是一个历史错误。这个历史错误造成农村金融可得性成为问题。

2006年12月,银监会决定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到县域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2009年7月,银监会又出台《新型农村金融机构2009年~2011年总体工作安排》,计划在全国3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共设立1294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力争三年左右实现全国各乡镇基础性金融服务全覆盖,其初衷就是填补农村银行金融服务的空白,解决农村金融服务的可得性或农村金融普惠问题。

二是跟进三农发展,助推“三农问题”转化为“三农红利”。

我在其他场合讲过,从发展的眼光看,现在的三农问题其实蕴藏着三农红利。就农村而言,先是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是趋势,有空间;其次是农村小城镇的发展是重点,有空间。就农业而言,随着越来越多农民外出打工和在农村从事非农产业,土地流转、集中、规模化经营进而农业产业化是趋势,农业产业化无疑将大大提升中国农业,同时也将大大改善中国农村面貌,改善中国农业的生产方式。就农民而言,近八亿农民,随着其收入水平的提高,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如果说中国经济要更多倚重内需、倚重消费,那么农民消费当然是重中之重,潜力巨大;其次是目前两亿将来还会增长的农民工,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贡献不可小视,正在讨论的部分农民工市民化,将积极推动上面说到的农村城镇化发展进程;最后,常常被忽视的一点即广大农民群体中其实蕴藏着大量既吃苦耐劳又敢闯敢创的草根企业家,他们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及贡献不可低估,总之,伴随经济发展,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是必选,也是趋势,这一过程又包含大量发展机遇或“红利”。

上述发展进程,需要银行也金融机构积极跟进助推,而村镇银行应该首当其冲。

三是有望成为安分守小、扎根农村的农村社区银行。

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包括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及合作银行,普遍存在做大偏好,都想做成大银行。我以为,多数银行应该安分守小,做特做优做强,做小而特、小而优、小而强的银行。

都想做大,一是不可能不现实,毕竟能成为大银行者极少;二是背离社会需求尤其是大量社区需求,大银行往往忽略或顾不了散而小的社区需求,只有小银行才能顾及散而小的社区需求。正是从这一意义讲,银行并非越大越好,反而也是“小的是美好的”。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更是给“大而不倒”敲了警钟,以至于美国的金融改革法案“严打”对象即大银行。

美国社区银行的长期存在及其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也证明了社区小银行的生命力。截止2009年底,美国10亿美元以下的社区银行4496家,数目占全部银行机构91%以上,资产占11.5%。这次金融危机使美国社区银行也受到严重冲击,但与大银行相比,受到的冲击较小,其业绩表现较佳。一是信用违约率低于平均水平。2006年资产规模1亿美元以下、1-10亿美元银行的信用违约率分别为0.14%和0.13% ,到2009年第三季度末上升为0.83%和1.23%,而FDIC联邦保险系内的银行平均为2.71%。二是倒闭及被并购比例低于大银行。自2007年至2009年第三季度末,美国倒闭银行123家,其中1亿美元以下15家,占比0.51%;1-10亿美元64家,占比1.42%;10-100亿美元13家,占比2.25%;100亿美元以上3家,占比2.68%。被并购银行136家,其中1亿美元以下58家,占比1.99%;1-10亿美元62家,占比1.38%;10-100亿美元11家,占比1.90%;100亿以上5家,占比4.46%。三是财务表现好于大银行。净息差率、资产回报率、股本回报率、拨备率、效率比率、生息资产比例、核心资本充足率,1亿美元银行分别为3.84、0.22、1.72、128.49、78.89、91.51、11.91;1-10亿美元银行分别为3.61、0.08、0.78、138.48、73.63、91.78、9.52;10-100亿美元银行分别为3.42、-0.35、-3.26、136.93、63.78、90.64、9.72;100亿美元以上银行分别为3.44、0.16、1.55、139.09、51.52、84.62、8.25。这是因为其社区银行具有若干独特的优势:一是市场定位锁定中小企业和居民家庭。社区银行将当地家庭、中小企业和农户视为主要的服务对象。社区银行在一个地区吸收的存款仍会贷给当地中小客户,推动当地建设;而大型银行通常充当资金的“抽水机”,很有可能将在一个地区吸收的存款转移到另一个地区使用。据统计,2009年底,美国资产100亿美元以下银行的信贷余额中有67%是小企业贷款,而且提供了62%的小企业启动资金。美国小企业管理局统计,美国GDP中约有50%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发达的中小企业为美国社区银行的业务拓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二是组织、股权结构相对简单。大型银行普遍实行分支行制度并具有较为复杂的层级结构,而社区银行分支机构数量较少、组织结构较为简单,大部分以独立银行形式存在。从1997年S公司制创立以来,有大约1500家社区银行采用S公司形式。与大型银行资本社会化、股权分散化、股东多元化相比,社区银行一般主要由当地的投资者和该银行经理人员拥有,所有权结构简单、集中。三是信贷审查时重视运用各种个性化的“软信息”。不能出具正规财务报告的中小企业、家庭,很难从大银行获得贷款。相比而言,社区银行十分熟悉本地的客户,能更容易获得借款人的“软信息”,从而在审批客户的贷款时,不会只关注他们的财务数据,还会考虑这些借款人的个性化因素,如资金流量及发展前景等。因此,社区银行在向“信息不透明”借款人放贷、从事基于关系或声誉的贷款或小规模贷款上具有巨大的比较优势。在过去近20年里,美国社区银行提供了小工商企业贷款的近1/3和小额商业房地产贷款的40%多。在农业贷款中其所占份额更大,提供农场房地产贷款的65%、农场经营贷款的61%和小额农场贷款(低于50万美元)的75%。四是能够获得大量稳定的核心存款。社区银行的存款客户主要是社区内的企业和居民,他们的存款利率敏感性低,短期内存款余额可能有所波动,但长期看是相对稳定的。这部分存款为社区银行提供了廉价且稳定的资金来源,是社区银行保持流动性的“核心”。在有既定的核心存款来源的情况下,社区银行对存款服务收取的手续费通常会低于大银行。此外,由于社区银行多是向难以从大银行获得信贷的当地小客户提供资金支持,因而会收取比较高的贷款利率。这样,社区银行获得的净利差就高于大银行,从而能向存款支付更高的利率。五是能与客户形成良好的互动。社区银行的员工通常十分熟悉本地客户,这些员工本身也是社区生活的成员,地缘和人缘优势使得他们具备丰富的社区知识,从而能为客户提供更为人性化的服务。目前,人性化服务已成为社区银行最重要的竞争优势,通过提供人性化服务,社区银行能够将业务从大机构中吸引走。(以上信息参见中国银监会研究局:《美国社区金融发展的经验及启示》、刘冬青:《从美国社区银行看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的取向》两文)

我们的村镇银行,其注册资本仅100万(乡镇级)和300万(县级),准入门槛很低,规模也很小,根本就不能指望做大,这就决定了它们只能做扎根农村的农村社区银行。如果它们安分守小,扎根农村,深耕农村,精耕细作,农村、农业、农民会受益,它们自身也会做特、做优、做强,在广大农村异军突起。

四是广泛而稳健吸收民间资本,充实壮大农村金融体系。

温家宝总理去年12月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谈到一个重要观点,即:“一个国家民间资本蓬勃发展是整个经济发展的一个象征,是有活力的表现,也是自信的表现。”银行业也是如此。

不久前,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允许民间资本兴办银行。在加强有效监管、促进规范经营、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放宽对金融机构的股比限制。支持民间资本以入股方式参与商业银行的增资扩股,参与农村信用社、城市信用社的改制工作。鼓励民间资本发起或参与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金融机构,放宽村镇银行或社区银行中法人银行最低出资比例的限制。”

村镇银行坚持银行作为发起人占股20%,其余对民间资本完全开放,就能广泛而稳健地吸收民间资本,充实壮大农村金融体系。

五是体制机制没有“路径依赖”,可望独劈溪径而创新。

毫无疑问,农村信用社在相当长时期仍是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主力军。那为什么还要发展村镇银行呢?就因为村镇银行在体制机制方面,没有农信社那样的历史包袱,不存在制度经济学所说的“路径依赖”。在体制机制方面,村镇银行是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可以独辟蹊径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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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再平

杨再平

416篇文章 8年前更新

生于湖北恩施深山老林,吃过观音土,放过牛羊,做过篾匠,干过各种农活,当过中小学民办教师、教导主任。有词为证:“京城常梦,木屋青瓦,红薯包谷。让时光倒流,与牛羊共舞。野菜粗粮养顽童,为油盐,刃竹织篓。读了几句书,向往山外头。”于武汉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后任该校及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先后在中国人民银行、中共中央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国银监会供职。现任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出版过《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政府行为分析》、《市场论》、《中国:以全球战略眼光看欧元》、《效能观点:透视中国金融前沿问题》、《中国唱不衰》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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