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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上午参加首届民营银行论坛,发表题为“新设民营银行改革真谛在于摆脱对旧制度的路径依赖”的主旨演讲,要点如下:

1)我们并非没有民营银行,只是没有摆脱对旧制度的“路径依赖”而无真民营银行。

我们没有民营银行吗?上世纪90年代初期大量出现的城信社,多为民营。1996年开业的民生银行就是第一家由民间资本设立的全国性民营银行,目前主要大股东包括刘永好的新希望集团、张宏伟的东方集团、卢志强的中国泛海集团、王玉贵代表的中国船东互保协会、中国人寿保险股份公司、史玉柱等,从股权结构看仍是无可争议的民营银行。目前全国中小商业银行总股本中民间资本占比已达50%多;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总体股权结构中,企业和民资占比达到90%。因此不能说我们没有民营银行。

问题在于,既有或存量民营银行由于没有摆脱对旧制度的路径依赖而失真,不是真正意义的民营银行,而是名义民有,实质不同程度由各级政府治理、经营,简言之,民有而非民治民营,至少非完全民治民营。

既有或存量民营银行并非真民营银行,其突出表现:即使是民间资本控股而政府参股很少的银行,其董事长、行长等高管也多由党政部门决定,不少银行高管直接由党政部门派遣,成了党政部门安排干部的重要去处。至于银行经营活动,也多受各级政府这样或那样的干预而不能自主。这就难免产生政府关联交易,扭曲市场交易,同时形成隐性政府担保,助长道德风险,这几乎是规律性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很大程度就是这一规律作用的结果。这已经成为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治理结构的最大软勒。

2)制度上的“路径依赖”不可小视。

路径依赖是指人们一旦选择了某个体制,由于规模经济、学习效应、协调效应以及适应性预期以及既得利益约束等因素的存在,会导致该体制沿着既定的方向不断得以自我强化。一旦人们做了某种选择,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让你轻易走不出去。

“路径依赖”说法最早来自技术领域,一个广为流传、引人入胜的案例是:现代铁路两条铁轨之间的标准距离是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原来,早期的铁路是由建电车的人所设计的,而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正是电车所用的轮距标准。那么,电车的标准又从哪里来的呢?最先造电车的人以前是造马车的,所以电车的标准是沿用马车的轮距标准。马车又为什么要用这个轮距标准呢?英国马路辙迹的宽度是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所以,如果马车用其他轮距,它的轮子很快会在英国的老路上撞坏。这些辙迹又是从何而来的呢?从古罗马人那里来的。因为整个欧洲,包括英国的长途老路都是由罗马人为它的军队所铺设的,而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正是罗马战车的宽度。任何其他轮宽的战车在这些路上行驶的话,轮子的寿命都不会很长。可以再问,罗马人为什么以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为战车的轮距宽度呢?原因很简单,这是牵引一辆战车的两匹马屁股的宽度。故事到此还没有结束。美国航天飞机燃料箱的两旁有两个火箭推进器,因为这些推进器造好之后要用火车运送,路上又要通过一些隧道,而这些隧道的宽度只比火车轨道宽一点,因此火箭助推器的宽度是由铁轨的宽度所决定的。 所以,最后的结论是:路径依赖导致了美国航天飞机火箭助推器的宽度,竟然是两千年前便由两匹马屁股的宽度所决定的。

有学者还对“制度路径依赖”做过有趣的验证 :将5只猴子放在一只笼子里,并在笼子中间吊上一串香蕉,只要有猴子伸手去拿香蕉,就用高压水教训所有的猴子,直到没有一只猴子再敢动手。 然后用一只新猴子替换出笼子里的一只猴子,新来的猴子不知这里的“规矩”,竟又伸出上肢去拿香蕉,结果触怒了原来笼子里的4只猴子,于是它们代替人执行惩罚任务,把新来的猴子暴打一顿,直到它服从这里的“规矩”为止。 试验人员如此不断地将最初经历过高压水惩戒的猴子换出来,最后笼子里的猴子全是新的,但没有一只猴子再敢去碰香蕉。 起初,猴子怕受到“株连”,不允许其他猴子去碰香蕉,这是合理的。 但后来人和高压水都不再介入,而新来的猴子却固守着“不许拿香蕉”的制度不变,这就是路径依赖的自我强化效应。

综上所述,制度上的路径依赖,或是改革之顽敌,不可小视。

3)新设民营银行怎样才算摆脱对旧制度的路径依赖?

一是真正民有民治。这就意味着,其董事长、行长等高管人员不再由党政部门任命派遣,而应按相关监管规定及银行公司章程,由股东大会、董事会决定。其治理制度与流程安排也应由股东大会、董事会议定。

二是真正民有民营。这就意味着,政府不再干预其经营决策,比如贷款给谁、贷多少、怎样贷、以何种利率贷,都应由银行经营者自主按商业原则决策,政府不应以任何理由干预或法外施加政治压力与影响。

三是真正自担风险。这就意味着民营银行不仅要满足资本充足率等审慎监管要求,而且要有完善的公司治理、内控机制及风险管控能力,还要对可能的经营失败做充分准备,留“生前遗嘱”,不要指望政府、纳税人为其经营失败埋单。

四是真正优胜劣汰。这就意味着要严格市场纪律,经营不善严重亏损、资不抵债者,或被淘汰出局,或被收购兼并,不再“大而不倒”甚至“小而不倒”。同时还意味着其市场份额、市场地位、大小强弱由市场竞争决定,很可能多者变少,大者变小,强者变弱,反之亦然。由此推论,倒未必将民营银行统统永久定位为小银行。优胜者强而大,何必人为统统永久设定?

4)在不断推出增量改革的同时,更应重视存量改革,两者相得益彰,才能使整个银行业体系尽可能摆脱对旧制度的路径依赖。

现在近4000家银行业金融机构也是30多年改革历程不断推出的增量改革的累积。想想1978年前仅人民银行一家银行,其余3000多家不都曾是增量改革的成果吗?所以不要轻易否定银行业体系的既有存量,而应在不断推出摆脱对旧制度路径依赖的增量改革的同时,更注重存量部分摆脱对旧制度路径依赖的改革。否则,增量仍会被存量同化,而难摆脱对旧制度的路径依赖。

当然,摆脱对旧制度路径依赖的增量改革若效果显著,也会极大地反作用存量部分摆脱对旧制度路径依赖的改革。

两者相得益彰,才能使整个银行业体系尽可能摆脱对旧制度的路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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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再平

杨再平

416篇文章 8年前更新

生于湖北恩施深山老林,吃过观音土,放过牛羊,做过篾匠,干过各种农活,当过中小学民办教师、教导主任。有词为证:“京城常梦,木屋青瓦,红薯包谷。让时光倒流,与牛羊共舞。野菜粗粮养顽童,为油盐,刃竹织篓。读了几句书,向往山外头。”于武汉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后任该校及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先后在中国人民银行、中共中央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国银监会供职。现任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出版过《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政府行为分析》、《市场论》、《中国:以全球战略眼光看欧元》、《效能观点:透视中国金融前沿问题》、《中国唱不衰》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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