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此新中国成立65周年之际，作为金融工作者，说说金融强国的话题，算是寓爱国之心于本职工作或专业思考吧！

金融改变生活，金融可以富民强国，金融可以兴邦。这方面的经典案例是荷兰。八百年前，荷兰是一片没有人烟的土地，只有海潮出没的湿地和湖泊。从12世纪到14世纪，才逐步形成了人类可以居住的土地，直到今天，荷兰仍有三分之一的国土位于海平面以下，如果没有一系列复杂的水利设施阻挡，荷兰人口最稠密的地区，每天将被潮汐淹没两次。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在三百年前，也就是17世纪的时候，却是全球的经济中心和最富庶的地区。一个仅有150万人口的荷兰，将自己的势力几乎延伸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被马克思称为当时的“海上第一强国”。而在荷兰的崛起中，金融起了非常关键的助推作用。荷兰人凭借着自己的商业直觉，很快找到了自己的优势。因为这片土地上拥有人数众多、对财富充满强烈渴望的商人阶层。如果将他们的爱财之心转化为一种力量，那么，荷兰就拥有了比王权更为强大的武器。根据这个优势，荷兰人决定从精明的中间商变成远洋航行的斗士，靠自己去开辟前往东方和美洲的航线。那么，远洋航行需要的大量资金又从哪里来呢？1602年，在共和国大议长奥登巴恩维尔特的主导下，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成立。就像他们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国家一样，他们又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经济组织。通过向全社会融资的方式，东印度公司成功地将分散的财富变成了自己对外扩张的资本。
 

荷兰人同时还创造了一种新的资本流转体制。1609年，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在阿姆斯特丹诞生。只要愿意，东印度公司的股东们可以随时在此将自己手中的股票变成现金。当大量的金银货币以空前的速度循环流通时，荷兰的经济血脉开始变得拥堵起来。这一次，荷兰人解决问题的探索直接进入了现代经济的核心领域——建立银行。阿姆斯特丹银行成立于1609年，大约比英国的银行早一百年。它是一个城市银行、财政银行和兑换银行。它吸收存款，发放贷款。所有一定数量的支付款都要经过银行，因此，阿姆斯特丹银行对于荷兰的经济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荷兰人将银行、证券交易所、信用以及有限责任公司有机地统一成一个相互贯通的金融和商业体系，由此带来了爆炸式的财富增长。
 

金融业所经营的资源即金融资源。狭义上讲，金融资源为在实体经济中执行职能的货币与退出实体经济的闲置货币；广义而言为现金、存款、贷款、票据、债券、股票及理财等各类金融资产。相对于实体资源，金融资源属于虚拟资源。现金货币，早已不是足值的黄金白银，而仅是价值载体甚至仅仅是价值符号。其他金融资产，自身并没有价值，而只是实体资产的“纸制复制品”。可为什么虚拟的金融资源却如此重要呢？这是因为，其作为一般等价物，作为价值及权益载体或符号，谁持有它，就可以支配实体资源。“有钱能使鬼推磨”“金钱万能”等“货币拜物教”，虽不宜提倡，但它却正是这种客观存在于人们意识形态中的极端反映。因此，金融资源的配置对实体资源的配置具有决定性影响。
 

其一，作为一般等价物、价值载体或价值符号，金融资源或者说货币决定商品价值的实现。商品价值的实现，即商品转化成货币，马克思曾描述为“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的占有者。其决定性影响不言而喻。
 

其二，作为交换手段，金融资源决定商品使用价值的转移，决定实体资源的交易，决定商品流通，决定实体资源的流通。在马克思经济学术语中，“商品流通”即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正是在货币加入以后，突破时空局限的大规模商品交换才成为可能。因此，正是货币这种金融资源决定实体商品大规模流通运动，进而决定其配置。
 

其三，作为“第一推动力和持续的动力”，金融资源决定了企业启动及持续运转。马克思在论述社会资本再生产时指出，货币资本“表现为发展整个过程的第一推动力”，商品生产，无论是社会地考察还是个别地考察，都要求货币形式的资本或货币资本为每一个企业提供“第一推动力和持续的动力”。由此推论，金融资源作为“第一推动力和持续的动力”，决定着企业启动及持续运转。
 

其四，作为企业家支配所需具体物质资料的杠杆，金融资源决定其创新梦想的实现。按照熊彼特的创新理论，金融提供给企业家的“所谓资本不外乎企业家把所需的具体的物质资料置于自己支配之下的杠杆，是为达到新的目的而处理物质资料或给生产指出新的方向的手段而已”。由此推论，金融资源作为企业家支配所需具体物质资料的杠杆，决定其创新梦想的实现。
 

其五，作为跨时空价值交易的凭证，金融资源决定实体资源的跨时空配置。从某种意义讲，金融的核心作用正在于跨时空价值交易，金融资源正是跨时空价值交易的凭证。存款、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其实都是跨时空价值交易的凭证，这些凭证又反转过来决定实体资源的跨时空交易，从而决定实体资源的跨时空配置。而实体资源的跨时空配置，意义特别重大。马克思说:“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铁路的程度，那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办成了。”就是说，跨时空资源配置，可以突破单个资本积累、积聚的时空局限，集中资源迅速办成大事。除此之外，从经济学原理讲，还可以让资源跨时空选择最佳使用者和项目用途，从而趋于跨时空最优配置。
 

但金融强国的基本前提在于经济体系及其运行的市场化与货币化。这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获得了深刻的教训与经验。无可否认，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经济体系及其运行是朝着去市场化、去货币化的方向蜕变的。到最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市场几近消灭，货币仅作为计划配置资源的计算单位，金融机构就剩人民银行一家，那一家其实也不完整不独立，而是与财政部合署办公，充当财政的出纳。当然也就没有了金融的作用，更谈不上金融强国。其结果是整个国民经济由于缺乏起码的利益驱动与信息交流而走进常态化“短缺经济”的死胡同。
 

物极必反。正是那样极端的状态，才逼出了市场化、货币化取向的改革开放。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的市场化与货币化程度已今非昔比。仅银行业金融机构已有4000多家，银行业金融资产超160万亿元。学界常用W.戈德史密斯(Raymond W.Goldsmith)提出的金融相关比率（FIR）来衡量经济货币化的程度，如年化M2与GDP之比，此项指标我国接近200%，远高于美国的67%、欧元区的95%、日本的174%和英国的133%。尽管国内不少学者认为我国此项指标畸高或不正常，但据相关回归分析，金融相关比率与人均GDP增长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其促进人均GDP增长的弹性系数约为3.08，同时人均GDP也显著影响了金融相关比率的增长。金融相关比率与人均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其促进人均收入增长的弹性系数约为2.78，同时居民人均收入也显著影响了金融相关比率的增长。这也印证了金融强国说。
 

金融强国的基本保障在于金融业自身稳健运行发展。17世纪中叶，小小的“郁金香泡沫”竟然导致当时的欧洲金融中心、东方贸易霸主、世界头号帝国荷兰的衰落，那是有案可稽的世界第一次金融危机。此后，几乎每过10年到20年，金融危机就会卷土重来。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更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危机以来最为严重且冲击范围最为广泛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真可谓“兴也金融，衰也金融”。这方面，我国也有过深刻教训。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美国《商业周刊》以及英国《经济学家》等国外媒体，连篇累牍发表评论报道，称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技术上”已破产。为化解历史风险，国家先后发行近2700亿元特种国债、成立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剥离1.4万亿元不良贷款、动用上千亿美元外汇储备充实资本金支持几大国有银行进行股改上市。如此这般救助，遑论金融强国！
 

好在我国银行业在2008年之前实施并完成了上述一系列重大改革发展，因而与美欧银行业遭受重创并至今仍深陷危机难以自拔形成鲜明对照，我国银行业不仅幸免于危机，而且“风景这边独好”。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08%，大致同期俄罗斯、欧盟、美国、巴西、日本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分别为9.5%、6.8%、5.5%、3.8%、1.7%，可见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在全球处于最低水平；拨备覆盖率263%，整体资本充足率达到12.4%。多项指标表明，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我国银行业稳健运行发展状况良好。
 

但“天有不测风云”，金融之天晴好时绝不可对不测风云掉以轻心。更何况，有些不测风云已初露端倪。我国银行资产规模从2008年的62.4万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151.4万亿元，其中信贷资产从32万亿元增加到71.9万亿元，5年翻了一倍还多。这与金融危机后欧美国家去杠杆化信贷收缩形成鲜明对照。从银行资产另一面即实体经济负债或杠杆率看，人民银行的测算结果是：2012年我国非金融类企业为106%，2013年进一步增至109.6%。这大大超出OECD国家90%的阈值，远高于德国的49%、美国的72%、日本的99%。据中国社科院的数据显示，国家债务余额总额在2012年末为111.6万亿元，杠杆率达到215%。今年6月24日，国家审计署发布了2013年度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至2013年6月底，全国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20.7万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2.9万亿元、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6.65万亿元。审计结果同时显示，2013年6月底至2014年3月底，9个省份本级为偿还到期债务举借新债579.31亿元，但仍有8.21亿元逾期未还。近年曝光的几起金融风险事件，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警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