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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危机时代的金融稳定问题及中国银行业的四审慎应对

《证券市场周刊》2010年中国宏观经济预测秋季论坛于9月25日在北京召开,我和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部务委员会副主席焦瑾璞、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王君、民生银行风险管理部总经理赵继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竞争力与风险研究中心主任任若恩等同台出席。应会议组织方邀请,首先由我致了个辞,接着又发表了《后危机时代中国银行业的四审慎应对》的演讲。以下是本人致辞文稿、未经整理的演讲实录以及其他人的演讲实录。

后危机时代的金融稳定问题(致辞文稿)

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下午好!

很高兴出席今天这个论坛。两年前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性金融海啸和经济动荡,同时也前所未有地向世人凸显了金融稳定问题。中国虽非这次危机震中地带,但也受到一定冲击,而且也有自己的问题,因此,对金融稳定问题绝不可掉以轻心。深刻总结吸取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同时寻找我们自己的问题,未雨绸缪地探讨相应的金融稳定对策,正当其时。

金融稳定问题之所以如此重要,一方面是因为金融本身对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金融是市场经济的血液循环系统,金融改变生活,金融可以富民强国;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金融本身是一个高风险行业,脆弱性、不稳定且牵一发而动全身或多米诺骨牌效应,是其固有特征。不少国家或经济体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表明:兴也金融,衰也金融。因此,金融稳定对各国、各经济体乃至全球经济社会发展,都是一个必须认真审慎对待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前各国、各经济体及国际社会如此高度重视金融稳定问题的原因所在。

金融稳定问题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是因为金融体系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它内在地包含各种各样的金融机构、金融工具或产品和金融市场,外在地与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等各方面关联互动、相互影响,而且又是高度全球化的开放体系,其内生与外生影响因素极其复杂。因此,需要集思广益,认真深入科学地研究探讨。

所以,《证券市场周刊》举办“第一届中国金融稳定论坛”,在我看来是非常及时而有意义的。我谨代表中国银行业协会并以我个人的名义,祝本次论坛圆满成功并对后危机时代我国的金融稳定有所贡献!

 
后危机时代中国银行业的四审慎应对(演讲实录)
   

现在我们讲两个审慎,我觉得两个审慎还不够,宏观审慎跟微观审慎,我觉得这次金融危机给我们最大的教训就是中国银行业应该有国际审慎的观点。因为我们这次危机本身是国际性的,震中在美国,在欧美,但是它引起的是全球性的一次海啸,它的原因和结果都是国际性和全球性的。如果说金融是经济全球化的一部分的话,在经济全球化当中,最全球化的应该是金融,因为金融最容易在全球散布,我们按一按手指头,几十亿,几百亿的资金顷刻之间就在国际当中影响。所以国际化的风险是我们躲不了的,是不可回避的。如果说国际化是一个金苹果的话,是要跳一跳才能够摘到的果子,我们作为银行很多的纠纷,跨境的纠纷其实我们现在国际化的挑战、国际化的竞争压力、国际化的风险我们是躲避不了的,但是国际化的好处我们要努力的跳一跳才能摘到这个苹果。所以这次危机提醒我们一定要具有国际化的视野,一定要有国际审慎。当然我们知道,这次幸好我们接触到的一些国际产品不深,所以受到的影响比较小,但是这不等于未来我们一定还是介入不深。

  另外就是宏观审慎,我们过去说不能够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我们做银行的也要有一个宏观的视野,不管要看到整个的宏观面,而且要看到它的周期性,我们现在讲宏观审慎,相应的就要有反周期的一些措施,因为宏观经济运行是有周期性的。就当前来说,我觉得宏观经济运行很微妙,宏观经济政策也很微妙,可以说有一个两可之经,这个对于银行业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一方面我们的经济增长面临着回升向好,具有脆弱性的问题。我们讲由于受到世界经济的影响,我们过去讲是V还是W,现在讲也有很大的可能性,至少世界经济很大的可能性会形成一个W,如果世界经济是W,我们的V可能也会受影响,会不会向下?这个问题很微妙。但是另一方面,这么大的一揽子刺激政策或多或少的是埋下了通货膨胀的种子,有通货膨胀的压力,那么多的货币投放出来,或多或少,或者或迟或早对通货膨胀是有影响的。一方面我们担心经济增长脆弱还会不会要二次刺激?美国已经出现了二次刺激,我们会不会有二次刺激?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的通货膨胀已经有苗头,所以这样一个非常微妙的东西对于银行业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需要审慎。
  我们的政策也是,可以说全世界的主要经济体当今都是举棋不定,当然美国已经有第二次刺激了,我们还会不会有第二次大的刺激等等,这些东西对于银行业都会有影响,所以怎么审慎是一个问题。比如说经济增长脆弱有第二次探底,我们银行业应该怎么应对?如果说通货膨胀抬头我们又将怎么应对?所以这个问题是当前中国银行业宏观审慎要考虑的问题。
  在西方的传统经济学当中有一个微观经济学的问题就是结构问题,在标准的西方经济学当中结构性问题是微观问题,我们剥离出来就是结构问题。因为我们要进行大的结构调整,就是我们说的叫做有保有控,过去叫有保有压,保哪些?支持哪些?控制哪些?压哪些?我觉得作为银行业肯定心里要有数,要审慎。不然的话虽然单个来说可能不错,但是整个银行业属于要压的,那你去支持的话肯定就有问题。
  微观审慎,对于每一个项目,每一个客户,每一笔贷款都要审慎,很重要的就是要知晓自己客户的项目,就是看他是不是有效贷款需求,为这个项目产生的现金流能够还本付息,这样的需求,我们知道银监会的三个办法一个指引,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对每一笔贷款首先要有一定的背景,所以三个办法一个指引在很大程度上是让我们做到微观审慎的一个利器,真正按照三个办法一个指引,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当然百分之百做不到,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确保我们所支持的每一个项目至少是有贸易背景的,至少是有实际经济背景的,我们支持的是不是实际经济?这个实际经济是不是有效的贷款需求?总之就是让每一笔贷款,或者我们支持的每一个项目都能够成为支持的有效贷款需求。
  所以我讲的四个审慎就是这样一个基本内容,这也是致辞之后我为我们这次论坛贡献的我自己的观点,谢谢大家! 
其他嘉宾演讲实录
   

周子衡:金融问从市场体系角度来看,就是金融机构体系,其中银行结构的稳定是至关重要的,刚才杨会长从同业的角度给我们提出了四审慎的原则,基本上高屋建瓴的勾勒出了银行应对危机,实现稳定的框架,非常感谢杨会长。

  除了从银行视角来看稳定的问题,我们还要从监管的角度来看待稳定的问题。在我们国家银行是立法明确的,实现稳定的监管职能部门,今天到会的嘉宾张健华博士是供职于央行多年,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经历。今天他愿意以个人的身份跟大家交流,他演讲的题目是《中国金融稳定之路》,大家欢迎!
  张健华:谢谢主持人,感谢证券市场的邀请,原来说是召开圆桌会议,我以为就是讨论,现在说还要讲几句。我感觉这个题目很好,我们叫《中国金融稳定论坛》,把“中国”去掉就是金融稳定论坛,也是全球比较大的变化,就是金融稳定论坛改成金融稳定理事会,预祝这个论坛将来能够实体化,将来能够搞出来某一个机构也和现在的金融稳定理事会一样,是一个实际规则的制定机构。当然这是题外话,但是不管怎么说,金融稳定是一个大的题目,我有幸在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工作了一段时间,也是中国最早的一批研究金融稳定的,成立金融稳定也是我们几个同志一起参与的,因此关于金融稳定也有一点体会,在这里就个人的观点跟大家做一些讨论,因为我不能够完全代表人民银行的意见,人民银行本来富有金融稳定的职责,既然我们是圆桌论坛,我发表一些个人的观点。
  今天是三个内容,一是关于金融稳定的目标。二是金融稳定与金融对外开放的关系,或者我们讲金融稳定和我们通常讲到的金融安全的关系。三是金融稳定和创新发展的关系。
  关于金融稳定的目标,人民银行在2005年出台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当中就提到了,也借鉴了国际上的一些标准和目标,我们始终认为,金融稳定的概念实际上是广泛的概念,应该关注的是系统与金融风险,至于个别机构的风险是很正常的,一个金融体系当中有个别机构的市场准入、市场退出,生老病死是正常现象,但是如果说大规模、大批量的金融机构出问题,或者说是一国的货币出现了大幅度贬值,或者快速升值带来了一系列的其他的经济衰退,这样的话可能会引发一些问题。所以实际上金融稳定目标我们讲大的是系统性安全,是系统性的稳定。具体来说就是金融体系应该是具有一种什么样的功能?就是无论遇到任何外部危机都有金融体系的功能,具体金融体系有哪些功能我们不能展开讲,我们就讲最传统的,现在最常见的就是金融体系三大功能,一是传统的支付结算功能,要帮助实体经济能够完成经济的交易。二是金融体系还有一个储蓄转化成投资,这也是最基本的功能。三是现代金融理论当中的风险管理,风险的再分配。这三大功能我们就可以看出是不是达到了金融稳定的目标,从这三个目标就可以看出是否受到了影响。
  什么叫系统性风险?我们说大规模的机构出问题是系统性风险的标志,一国货币的贬值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会发生货币危机,是我们讲金融稳定的标志。实际上金融稳定这个题目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一个大家完全公认的标准,其实在2002、2003年的时候我们发现,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一个教授在网上发了一个论坛,让业界的人士都给他提供金融稳定的定义,最后他说最得到一致认可的定义就是不存在金融不稳定,这个话等于白说,但是这又是属于最多的一个定义。这样就说明这个定义其实也并不是说的特别清楚,什么样的情况叫金融稳定,要不然就有一大堆的话要讲。当时对于中国金融稳定的定义就是说在遇到任何危机的情况下我们的金融体系还能够保持金融服务的功能,这是最关键的定义。至于说其他的还有一些不发生系统性的金融危机,什么是系统性的?我们有一些简要的说法,这是理论上的一些探讨。
  这次为什么说大家认为是出现了金融不稳定,为什么全球这么重视金融稳定问题?因为发生了系统性风险,所以说对于系统性风险是最关心的,但是个别机构的其实是很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金融机构也好,出现什么问题市场出现了个别的问题都有可能,所以我们关注的这个目标是系统性风险。跟杨部长刚才提到的有关,为什么这次危机以后大家关注的解决系统性风险的关键点在哪里?其实就是说维护金融稳定的关键是讲的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因此这次危机以后虽说是提出来了很多监管改革的措施,但是其实最大的一点现在除了微观手段上的一些加强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关于宏观体系的,就是宏观审慎管理,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的构建其实就是防范系统性风险的体系。关于金融稳定的目标我们应该更多的关注于系统性风险的防范。
  金融稳定和金融开放的关系,有一些国家由于开放进度掌握的不太好,或者说有些过多的外资介入所以出现了问题,包括这次危机当中发生的中间环节,东欧有一段时间有些国家发生了一些问题。其实是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已经过去的时候东欧的一些国家出现了问题,原因就在于大量东欧国家的金融业完全或者是主要的控制在外资金融机构手中,而大量的外资金融机构其实由于为了保住母体就把大量的资本从东欧国家抽出了,由于资本的流动或者说资本的撤出,我们不好讲叫抽逃,这样的话引发了一些比较大的金融动荡。
  今天这种情况下国内也有一些热烈的讨论,就是金融的安全问题,经常把金融安全和金融稳定混为一谈,一提起来就说金融安全。我们讲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我们从2001年入世到现在已经第11个念头,全面履行入世程度也有四年多了,其实外资的进入并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可怕,在这几年当中金融业壮大了自己的实力,我们了解到现在为止外资金融机构的市场份额并没有明显的扩大,中资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业已经成为利润最大的银行,市值最大的银行,我们其实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也就是说在与这种国际上的大型机构的竞争当中,我们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成长的。
  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我们的开放会不会影响金融稳定?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未必。因为我们开放不仅仅是引入了资本,很多方面是引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其实是引入了我们的观念理念的更新,还有市场化的导线,我们向市场化的迈进,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到底是稳定还是不稳定?我们研究金融稳定的时候说什么时候最稳定?中国计划经济时代是最稳定的,人民银行大一统,就是一家银行,不会出问题的,国家的所有信用就在银行,银行的背后就是国家,所以我们最后发现很多机构的债权人为什么出了问题要找国家?我们估计有些媒体的朋友们有可能会知道,有些债权人就是直接上访,围政府,围人民银行,围银监会,围证监会,这些事情我们都遇到过,他认为这个金融机构是国家的,是国家批和国家管的,以前资本也是国家的,所有人也是国家的,出了问题以后一定会找你。在那种情况下,所有的金融机构不是靠的自身的信誉,靠的是国家的信誉,国家的信誉担保在没有市场化的情况下,在金融总量不大的情况下我觉得是可能的,是可以确保金融安全的。
  我们的经济总量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金融体系发展的规模也很大了,市场越发展越复杂了,在这种情况下还靠国家信用支撑作为保障够不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我们为什么说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要股份制,股份制之后还要海外上市,增加海外的监督约束,其实改革开放除了给我们引进很多先进的理念和先进的技术,包括杨会长刚才提到的国际视野,其实很大程度上要有一个我们自己的观念更新,我们很多的东西都是学来的,都是舶来品,我们现在所谓讲的五级分类,王军长当时是最早一批搞五级分类的人,我都很清楚,当时他给我们讲课的时候我还曾经听过,最早的巴塞尔的规则都是我们学来的,包括这些监管技术和监管手段。所以我认为,我们在这种时候不能因为看到了这场风险,看到我们谈到金融稳定就把这个和金融安全连在一起,把外资金融市场谈到了国家的战略和国家的安全,恐怕我们还是要客观的评价我们对外开放的利弊得失。所以说金融稳定,我们目前不是以简单的市场让步和股权让步这种开放,而是双向的,将来包括我们自己的走出去,包括我们更高层次的提高引进资本的质量和引进人才、技术这种水平的提高,更加分散化的市场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这个理论我们就不讲了,如果是一个特别集中的单一市场风险是比较大的,这个在经济学上都有一些说法,我们不再详细讨论了。
  金融稳定有一个创新发展的问题,我们的稳定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如果单纯的从金融维护稳定的角度有些事情做的会慎重一些,从国外来看,包括对于创新的管理,实际上现在比以前稍微严格了一些,就中国的现实来看我们可能还处于另外一个极端,我们现在金融发展和金融创新还不够,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还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推动创新发展来促进我们的稳定。稳定、发展和创新其实也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要看是处于什么样的阶段,看后面的监管能不能跟上,如果说我们还比较落后,落后的还比较远,我们这种创新又是适应我们实体经济发展需要的,这种创新,再辅之以必要的监管,相信这种创新和我们金融稳定的目标并不一定是矛盾的。我觉得在这些方面,因为在中国影响稳定的因素是很多的,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发展和创新会带来金融稳定的问题,事实上引起中国金融稳定的原因有很多,我们目前看来监管方面的一些内容有些是微观层次的,有些是宏观的,但是更多的是一些宏观层次的问题。
  很高兴我们今天是首届中国金融稳定论坛,并不是因为中国没有讨论过金融稳定的问题,其实我们她们的很多,开的会也并不少,只不过有这么大规模媒体参与的,能够引起各方面广泛关注的论坛可能少一些,今天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大家来交流讨论金融稳定的问题。我们总结影响金融稳定的因素很多,除了金融体系自身的风险控制能力,包括大量的天量的贷款放出去以后,审贷标准是不是严格,宏观的管理,包括刚才杨会长提到的宏观的逆周期操作的措施能不能跟上。还有包括我们现在除了银行体系的问题之外还有很多隐性的问题,比如这次欧洲发生的问题,欧洲这几个主权债务国家其实是政府债务问题发生了危机,为什么金融市场也跟着动荡?因为它和金融市场的联系是很密切的,政府的债务实际上都是在金融市场上要进行风险分配的,风险要转移到金融市场上,所以说这种联系是很密切的。中国的情况也是一样,我们现在讲金融风险,其实我们和财政等一些领域也有联系,中国的财政总体上来说还是很安全的,但是我们有一些隐型的债务能不能解决?所以可能宏观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我们想就不再一一讨论了。
  最后,希望本次大会能够取得成功,大家能够把金融稳定的问题讨论的更加深入,谢谢!
  周子衡:感谢张局长,他从金融稳定的理论目标、政策目标和金融稳定与开放、创新三个层次就中国的金融稳定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历史回溯,同时也提出了一些进一步探讨和深思的问题。这样我们就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金融稳定是同我们的金融发展密切相关的,发展到什么样的阶段就有什么样阶段的稳定问题,我们就需要把这两者更深刻的结合起来认识。
  下面有请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部务副主席焦瑾璞博士为我们做主题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中国金融体系发展路径》,大家欢迎!
  焦瑾璞: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谈一些自己的观点,我在下面也在看时间,到现在这一场不宜多说,宜快说,我主要是谈几个观点,主要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谈问题,另一部分是谈一点建议。
  实际上我们谈来谈去都是和这次危机有关的,这次危机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就是金融稳定的课题,可以说经过这次危机,我们来反思我们国家的金融稳定,这次尽管我们受到的损失很少,但是实际上得益于我们上次抗击亚洲金融危机,如果没有那次对于危机的认识和改革,我想我们很难想像现在我们的金融体系怎么样。有些同志也提出中国的创新不足,刚才张局长也讲了,实际上中国的创新是很多的,我刚才还和周博士交流,包括我们的金融产品、理财产品丰富的不得了,我们到现在各个商场门口的购物卡也丰富的不得了,这些都是创新。如果没有前一段我们的一种抗击亚洲金融危机的成果,这个成就可以说我们现在来谈中国的金融危机,中国的金融体系稳定就没有基础。所以说判断一个金融体系是否稳定不是永恒的。
  我感觉目前我们的金融体系有五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需要特别警惕个别金融机构的风险,特别是在高增长下的潜在金融风险,要防止个别机构的风险引发系统性风险。主要是应对金融危机我们高的经济增长速度,现在有些机构也许在政策风向一变的情况下就会出现问题,这种宏观的问题有可能引发系统的问题,也就是刚才杨会长谈到的,由微观审慎向宏观审慎演变。
  第二我感觉金融体系的风险大,也就是我国金融体系头重脚轻的风险,特别是缺少微小性型金融机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金融服务空白,金融机构空白。现在银监会的数据有九个省金融机构没有空白,还有金融服务的空白。整个金融体系应该是金字塔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我们是头重脚轻,这个风险使我们的金融体系结构会不稳定。
  第三是监管空白和监管漏洞,特别是对于一些创新性金融产品的监管。对于一些控股公司,包括一些跨业经营的监管问题,有很多监管困难。在一行三会这一系统监管为主的情况下,横向监管如何做到?我记得上一周也是在这个会议室和台湾业界的一些朋友在谈功能监管的问题,到底是功能监管还是机构监管?
  第四随着金融的全球化,海外金融机构的风险转移问题。尽管海外机构在国内邓世昌份额很少,但是他们的传染性也不容忽视。
  第五是科技技术在金融业务中的运用,特别是一些个别产品创新的擦边球现象,如各种各样的支付卡现象,各种各样的支付体系,这些如何衡量?如果按货币供应的层次来讲,到底是M0还是M1?从商业角度,实际上已经发生了,但是产品又没有兑现,这是第三方支付的风险。
  我简单归纳了五点我们仍然存在的风险。所以我认为,下一步要重点思考以下的问题:
  第一要努力建立起宏观审慎型管理框架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刚才张局长和杨会长也都讲到了,我就不展开了。
  第二我们国家作为一个新兴的经济体,我们实际处于体制转轨过程,并没有完全完成,这里面有很多行政干预金融业务,所带来的风险仍然存在,包括一些监管规则,行政性还非常明显,这个我感觉到是要注意的。
  第三要努力认真探讨分业监管制度下如何有效解决金融控股公司跨业经营的监管问题,解决监管空白。
  第四要防止国际上关于风险预警救助安排对我们不利的情况。大家谈的比较多的就是这次为了救助,过多的流动性的回收,刺激政策的退出,以及大国货币政策对于我们的一些影响。
  第五一定要加强金融基础性建设,特别是支付清算系统的风险也要高度重视,如衍生品市场的清算制度等等。我感觉到一个经济运行的基础,除了我们的机构和产品,还有我们资金清算、交流、交易和支付的平台,这一点大家谈的比较少,但是我们现在的经济总量、金融总量和经济的交易总量已经达到足够大的情况下,我们的支付清算出现任何问题都足以酿成毁灭性的风险。
  这是我谈的五个简单的想法。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不可能更多的谈出来,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周子衡:感谢焦副主席,他从五个方面谈了对于中国金融稳定建设方面的一些意见。
  大家现在讨论金融稳定问题最主要的还是来自于本轮危机的冲击,在危机的条件下如何实现稳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现实政策性问题,也是操作实践问题。我们在危机当中还听到一个很熟悉的词就是“压力测试”,压力测试有宏观的监管部门的央行的压力测试,也有商业银行的压力测试,我们一般的认识当中,好像危机之后压力才热起来,才对我们危机的防范起到作用,甚至是危机之后的处理办法,其实实际情况不是这样。英国的一个专家和他的监管部门的负责人在去年4月份的会议上讲的很清楚,他说压力测试的失败某种意义上导致了本轮的危机,怎么失败的?说要么你给的压力不够,要么做完了压力测试也不起作用,没有引起重视,没有采取措施,在接下来一系列的金融事件当中导致了很多金融机构的损失,甚至破产倒闭。接下来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竞争力与风险研究中心主任任若恩教授为大家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金融危机和商业银行压力测试》,大家欢迎!
  任若恩:非常感谢请我来做讲座,我主要是从学术的角度来讲,因为刚才几位都是监管机构,他们可能从国家的角度来谈的金融稳定问题,我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主要谈一下金融危机历史的教训,特别是刚才主持人谈的,我介绍一下关于我们对于金融风险压力测试的研究。这本书(PPT)是今年春季发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叫做This  time  is  different,他实际上对于全球600多个国家主要经济指标的统计分析,通过这些统计分析的结果获得了一些重要的结论,他的第一个结论是有意义的,他发现大量历史上金融危机形成的特点是过量的债务积累,这种债务人可以是政府、银行、公司和消费者,债务可以来自国内,也可以来自国外。我们可以看到,几百年内人类其实犯着相同的错误,每一次金融危机开始的时候,人们都说这次不一样,其实800年历史详细的统计分析发现,实际上是一样的。人们的错误是一样的,而且错误的根源就在于人性的弱点,而这种弱点实际上是在他们的资产负债表当中可以表现出来的。我在上午的讨论当中曾经说过,在危机前我们习惯于看流量指标,所以我们不容易发现潜在的风险,现在我们发现要去看存量指标,要看各个经济主体资产负债表的缺陷才能发现金融危机潜在的特征。这本书还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表明,每次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债务平均增长是86%,这种债务的增加很主要的是来自于刺激经济的反周期财政政策的巨大支出,这就警告我们需要关注国家和主权的风险,我们可以看出这本书发表之后很快就是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所以它的结论实际上已经应验了。
  我再稍微说一点未来的事情,美国著名的公共财务专家,他在2005年有一篇重要的研究,他发现人口老龄化已经导致了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财政危机,我们可以看一下他所描述的人口趋势,这是(PPT)在他的书里面所谈到的人口趋势,当然我没有引用2040年和2050年的数字,我只看了最开始,也就是未来20年的数字,我们看期望寿命,大概这里面可能最高的是日本,中国的期望寿命虽然比同等收入水平国家高的多,但是比这些发达国家都要低的多,更重要的是人口结构表,65岁到90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在2030年级几乎有13%的人口会是老龄化人口,就是65岁以上的人口,这实际是我们从长期角度看待日本国际竞争力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所以他们的结论就是包括美国、欧洲和日本都会发生不可避免的财政方面的问题,而这个判断实际上出现在2008年全球应用财政救助经济之前,他还没有考虑2008年的部署,因此2008年的财政政策救助经济,实际上对于这些国家来说是雪上加霜,因此主权债务危机国家风险将是我们长期面对的问题,对于中国正在走出去的资本,中国现在在大量的进行海外投资,在我们投资之前这些问题首先是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
  关于中国金融稳定和安全的问题,我们从研究的角度说一点简单的看法。第一我想就是所谓后“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问题,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谨慎的参与并且保证中国的利益。第二个问题也是大家都意识到的,就是国际信用评级体系的问题,从欧洲债务危机我们会发现,三个评级机构都在美国对于其他的国家是不公平的,而且助长了全球资源的错配,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需要自己的评级体系和评级机构。
  下面进入到一个技术的层次,就是压力测试,这是造成黑天鹅事件有利的武器,过去我们认为黑天鹅事件都是小概率事件,但是金融危机以来,我们发现黑天鹅事件的发生频率比我们原来设想的高很多。我们都在讨论银行信用风险和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可以有正常状态的关系,就是所谓正周期性和逆周期性,但是也有极端的状态,像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房价跌30%,这就是极端状态。极端状态下,宏观经济和行业特征的变化将如何影响银行信用风险,这实际就已经转化为一个系统的风险,这就是我们需要压力测试的出发点。实际上90年代以来,为了应对持续的金融动荡,许多国家的政策制定者,研究人员和金融行业的从业人员,都在对金融体系当中的冲击问题发生最大的兴趣,而量化这种冲击的一个关键技术就是压力测试。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联合推出了金融部门评估计划,针对金融体系和整个银行业为对象的压力测试成为金融稳定评估计划的核心内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98年以来一直致力于使用压力测试识别金融系统的脆弱性,这意味着压力测试的应用从单个金融机构发展至金融系统及行业层面,这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一个领先的机构。2000年国际清算银行全球金融系统委员会发起并执行了金融机构压力测试实践调查,调查走访了超过20家国际大型银行,目的就是为了了解压力测试的技术发展以及在风险管理中的作用和地位。2005年同样是这个机构,就是国际清算银行全球金融委员会再次发起金融机构压力测试实践调查,调查了16个国家和60家银行的证券机构,以不记名的方式获得了这些机构向中央银行汇报的数据,其中有960个压力测试被汇报,有超过5千个风险因子被罗列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图形,说明我们在日常的风险管理中经常用的这个概念和压力测试的关系,压力测试的区别在于要看极端情况发生的情况,而且由于使用了现代的仿真技术,可以给我们各种情景下发生的结果,这样对于制定应对措施提供了更多的依据。BIS的调查发现,大多数都把压力测试作为VaR风险的一种补充,压力测试弥补了VaR测试的风险,几乎所有的受访银行都加强了资源投入,这是上两次BIS调查后获得的结果。
  实际上金融爆发以来压力测试的研究已经扩展到整个金融系统甚至是主权国家,这次也有很多的赢家,这是在文件当中对于压力测试的倡议,希望成为内部管理模型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压力测试一个简单的框架,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处理方面,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很重要的是一个场景的设定,当然场景的设定可以根据历史,也可以根本虚拟的情况,我们现在说房价跌30%,这实际上是一个虚拟的场景,但是如果我们设想股票从6100点跌到1600点,这是历史的场景,这些都是压力测试可以进行分析的问题。现在巴塞尔三已经公布,在巴塞尔二里面多次强调了支付的关系,比如第一支付和第二支付都与压力测试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压力测试是我国商业银行贯彻巴塞尔二整个体系的重要部分,现在巴塞二三里面的内容对于整个分析框架并没有大的变化,主要是对监管资本有些新的提法。在宏观经济冲击和情景转化过来的时候通常有两种方法,有自上而下的方法和自下而上的方法,这个方面各国中央银行的研究当中都有他们的经验,比如英格兰银行和挪威银行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方法,而奥地利银行和捷克银行更多的依赖的是自下而上的方法,也有很多案例当中也是结合的。我们下面再简单说一下我们正在进行的这方面的尝试,就是如何对于一个国家和主权风险压力进行测试,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做,一个是财政就是主权债务风险,另外一个就是宏观金融风险,不是单一的一个微观金融企业的风险压力测试,而是对于一个金融体系或者从中央银行来考虑压力测试的。
  在公共财务方面我们可以采用已经成熟的分解技术,包括公共财务的分析,以及公共财务风险的压力测试,更长期的财务状态可以通过代际核算的方法进行分析,这些都是已经成熟的方法。对于金融风险的测试方面我们可以用VaR测试进行银行的分析,国际组织也在倡导。最近有一个宏观经济分析的一个分析方面,大家知道有一个Meton期权定价的理论,到后面的KMV,这是很重要的信用风险的估算方法,最近五年,Moody本人提出一个方法就是CCA,这个方法借鉴了期权定价的理论来考虑资产负债表当中的风险,我们现在研究中国的问题是一个问题,但是由于我们的资金在向外走,我们也需要研究其他国家的风险问题。
  周子衡:压力测试不仅是一项风险管理的工具,更是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与金融机构进行风险管理的标志,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而且它也是非常明确的监管部门的监管要求。我们国家2007年银监会就对压力测试做出了规定和要求,作为我们中国的一些金融机构如何来进行风险管理,一方面要跟踪国际上最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应用到具体的实践当中来,另外一方面也要从本土出发研究解决我们具体的一些问题。
  赵继臣:讲到我们国家的金融稳定问题,不得不谈到商业银行的稳定,因为中国的金融主要资产是商业银行的资产构成的,当前我们国家的商业银行大家都很清楚,从市值上看,自美国次贷危机以后,我们很多国有控股的大银行市值都进入到了世界银行业的前五位,甚至某个时期都到了第一位,看到今天我们银行业的整个市值资产总量,大家感到我们近十几年、二十年的金融改革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刚才几位专家也谈到了我们改革的一些成就。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如果在80年代在世界10大银行的排名,前七八位都是日本的商业银行。为什么在短短的十几年日本在世界排名的前十名都被剔除?这和一个国家整个的经济政策、金融政策以及国家经济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中国的商业银行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首先是银行有一个稳健的政策,就是我们现在有央行市场开放的渐进性案例,另外就是有一个价格的保护,我们的利率还是实行管制的。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中国的经济持续的向前发展,因为是经济决定的。
  如果商业银行想持续发展,现在我们看来,如果突然间央行公布资本市场开放,利率管制取消了,我们现在的商业银行会是什么样的?我想就目前的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可能会直接引发我们现在的商业银行很多的机构成为亏损的机构或者是不赚钱的机构。我们像刚才任教授讲的进行这方面的压力测试,我们把情景设定为利率是开放的,汇率是方法的,我们的资本无论是经常项下还是贸易项下都是分开的,我们商业银行可能就会面临着一个大的洗牌,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大家看每一家银行都赚钱,好像傻瓜做银行业会做得很好。
  对于解决银行方面的稳定问题,我作为一个具体商业银行工作者的角度来进行一些分析和探讨,我们看了很多国外的大银行,一些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和风险发生之后有特色有竞争力的银行他们是怎么管理的,要做一个好的银行,需要做到几点:
  第一点就是要针对当前商业银行自身的情况和本国经济发展的情况制定一个适应这家银行的战略。我们中国的银行业,特别是商业银行对于自身的战略大部分都在说要制定什么样的战略,但是都只是说说而已,没有一家银行真正把这个战略提高到一个非常高的位置,提高到一个影响银行今后5年、10年,甚至更长时间,从生存的角度去考虑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的公司治理和产权关系决定了很多商业银行很难从中长期的角度制定它的发展战略。如果制定一个好的战略,首先就是要解决在公司治理层面的风险偏好问题,这个风险资本的管理问题和风险领域经营治理的问题。我们国家在公司治理与战略结合的方面还远远不能适应中长期的发展。
  第二点关于价格问题。现在商业银行的发展在全球所有的商业银行当中我们目前的管理体制还是沿袭计划经济发展模式下的管理体系和客户服务体系,就是总、分支和基层服务机构,分三层或者四层,总行是管全局大的政策制定,分行是利润中心,下面全是在分行,这种架构完全不适应一个全面风险管理的要求,因为利润中心是分行的,很多商业银行就是由多个利润中心作为一个准法人的管理模式组成的体系,这种体系是一个效率很低、标准化程度很差的组织体系。
  第三点是流程。因为我们是一个总、分支的模式,而不是以客户为中心的流程银行的事业部管理体制,所以我们的一些客户流程非常长,效率非常低。所以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服务的能力就非常弱。服务的速度,反映的速度也是非常慢的。
  第四点是我们的政策。因为我们的这种架构和流程管理,所以整个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政策都是由利润中心去具体的制定一些实施的细则,可能各家总行都有大的一些政策。但是实施细则这些都完全颠覆了一个总行整体管理的政策体系。所以说这种政策不是基于商业银行一个法人为主体考虑的资产组合和业务结构发展的调整,都是基于每个区域、每个利润中心的分行自身的利益最大化的角度作为出发点制定的。所以说这个政策的实施会导致我们商业银行目前的现状,就是大家的经营雷同化。现在大家都是把钱放到大家认为风险最低的大客户和大企业,因为我们目前中国的企业间接融资还是占主导的,直接融资的资本市场和发债占的比例还是很小的。所以说看了中国一家商业银行,再看第二家、第三家大家基本上差不多是一样的,长得一模一样,所以没有什么差异化的服务,也没有什么特色。这样在今后如果我们整个的市场开放以后,完全市场化以后,中国的银行业会面临着很大的问题,就是这种雷同化、同质化的问题。所以说这样就是中国的银行业自身的发展和竞争也非常激烈。但是还有很大一部分客户享受不到现代商业银行的一些金融服务,在银行这种价格保护下大家都做大客户,做赚钱的业务,一旦利率价格全面放开,可能我们很多吃利差的银行都变成亏损,所以这个政策体系需要根据我们今后金融改革的渐进发展,需要有一个长远的思考。
  第五点就是我们的技术。商业银行的发展离不开技术,实际上商业银行的发展就是拿了一批资本金,有一帮人才,有现代的技术,有一个IT系统就可以经营了。特别是在中国,目前还是相对垄断,竞争不充分的情况下,所有的商业银行基本上都能够赚钱。如果我们和世界其他商业银行在同一个标准线上比较的话,我们国内商业银行整个IT的技术和管理的技术,包括刚才所说的压力测试以及其他方面技术的使用,可能都还是在一个非常初级的阶段。这个技术的创新和现在IT技术的应用,也是使得我们进一步和世界先进银行比较和迎头赶上的。
  第六是人才。中国的金融业说起来是人才济济,我们在很多创新领域都没有开放的时候,我们只是在传统的商业银行业务当中有一部分专家,真正拿到国际市场上,和国际上一些先进的银行比较,我们的人才还是非常匮乏的。
  第七是激励。我们现在商业银行的激励可能管几万亿、十万亿大资产商业银行的同志和一个区域的小商业银行和地级市小商业银行的管理从收入上没有差异,就是我们整个的激励体制也有问题。另外我们现在没有中长期的激励,商业银行的风险恰恰中长期以后才能够显现,我们兑现的这种激励促使了这样一些短期的行为,对于风险长期的控制,对于金融的稳定是不利的。为什么会引发金融危机?肯定就是因为投行有很多的激励机制和长期风险控制的治理是自相矛盾的,才引发了美国次贷危机。另外我们部门也从美国引进了一批专家人才,包括在花旗都设计了这些衍生产品,就是考虑到即期销售了多少产品,能够兑现多少奖金,对于以后的风险怎么样应对可能考虑的比较少,所以中国的银行在这些方面也是我们要吸取的教训。
  以上是我对银行业在风险管理方面,治理机制健全和完善的一些思考,不对的地方请专家和同志们提出批评指正,谢谢!
  周子衡:民生银行的发展很快,资产质量控制的很好,在同业当中比较突出,而且是值得我们长期关注的对象,感谢赵总让我们了解民生银行的一些经验。
  主题演讲的环节到此告一段落,下面进入圆桌论坛阶段,有请各位嘉宾!作为主持人我先提一个问题,供各位嘉宾进行探讨。金融稳定的问题现在看来在我们国家主要是央行的一种责任,监管部门是不是实现金融稳定是作为唯一目的还不是特别清楚,这里面就存在宏观经济的稳定和金融稳定的关系问题。理论上的关系比较好讲清楚,但是在具体实践的过程当中这两者有的时候是冲突的,应该怎么协调?首先有请王君先生来谈一谈这个问题,谢谢。
  王君:我不敢说真正的理解了这个问题,希望能够借题发挥。
  这几年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央行的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对于银行监管当局的协调成为一个关注的重点,所以主持人才提出了这个问题。其实如果撇开宏观审慎这个名称的说法,应该说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跟监管之间历来都有一个协调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从今天开始的,也不是从这次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才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在人民银行负责人民银行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每年组织磋商,按照基金组织的框架可以看出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思路,就是宏观经济政策里面部门之间的协调关系是非常清楚的。比如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对外国际收支以及实体经济部门,在这四个部门之间又有非常清楚的帐户关系,根据这个帐户关系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出到底问题在哪里。我现在回忆起来,当时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说刚从计划经济走出来,对于这样宏观经济的概念不是太清楚。因此常常发生中央银行的干部只是看中国内信贷和基础货币,各自都对自己负责的工作保守秘密的情况。但是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分析的角度很容易看出这个问题。比如说财政赤字一定能反映在中央银行的账户上,中央银行货币的风险也一定会在国际收支的账户上得到反映。
  在当时我的一个感觉,我们这些宏观经济政策的部门缺乏协调和信息共享,没有互相之间通过磋商和协调起到在宏观上有一个整体途径的效果。这个问题现在看来已经有了明显的好转,我现在说的还是中国当时没有金融监管的时代。现在有了行业的监管部门以后,尤其是银行监管,和中央银行为主的金融稳定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如何协调的问题。从我的观察来看,虽然这个问题谈论的比较多,而且央行和银行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在这方面都有所论述,包括在公开场合、公开的场合上发表文章。但是离建立一个真正有效的宏观审慎的框架的目标相比还是一段的距离,这个里面有深层次的体制原因,有宏观经济政策部门和金融监管当局的使命和任务是不是都很明确,是不是有充分独立性,以及这些部门是不是有积极的协调和信息共享的态度,跟这些可能都有关系。
  我注意到在银行的政策宣誓里面能看出几年来,包括实施都有关于差额的存款准备金的制度安排和关于资本充足方面的要求。我的看法可能是迂腐的,我觉得宏观政策的工具,像存款准备金的比率主要还是应该用于宏观的目的,而不是针对具体的单个机构加以制定。因为从央行的角度来看,如果缺乏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控的信息,要对单个的金融机构做出风险的判断是比较困难的,因此有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的制定和实施缺乏一定的基础,我之前提出过这个意见。
  现在看来银行和银行监管当局都在考虑资本管制逆周期的问题,能够认识到这个问题是很好的。但是如果宏观经济政策部门和监管当局都在同样一个问题上发力的话,我不知道将来这个政策的效果会是怎样的,这样一些例子都说明我们在协调方面还是有一些差距的。
  我刚才说的这些话不见得适合媒体报道,所以请各位手下留情,我说的没有什么水平,请你们忽略不计。问到我的时间,我就想到哪里说到哪里。
  周子衡:上午我们的会议当中还谈到节能减排,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地方政府直接拉闸限电。我们现在为了实现一些宏观经济稳定的政策当中,也存在着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少发、停发商业贷款,这样对于一些金融机构本身经营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是有一定影响的,这里面也会发生一些问题,是我们在现实过程当中难以回避的,希望请嘉宾能够就这个问题再谈一谈。
  张健华:这个问题和刚才的问题也有关系,还是涉及到到底用什么样的工具,比如我刚才提到的金融稳定目标的执行和实施,目标是系统性风险,但是宏观和微观之间,大家都会在某一个地方,像刚才王君提到的,不同部门之间都共同在一个点上发力,这也是总理讲到的,防止现在宏观调控政策效果的叠加效应,媒体上经常使用这个叠加效应。如果讨论这个叠加效应的话我们还要讨论到底是什么样的职责?到底是宏观问题还是微观问题,到底出台措施是用刚才提到的市场化的手段还是行政的手段?如果说我们有些市场化的工具老不用,我们本来有一些市场化的工具你不用,比如我们现在讲到货币政策有些工具是可以使用的,刚才提到了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在某一个机构,我们和其他的问题离的比较近,界限不一定太清楚,但是假定就某一类来说又是一个问题。现在的差别主要是按类别进行差别的,比如说大银行、小银行,是这样进行差别的。但是对于某一个机构所谓的差别现在目前并不是特别多,防止政策效应的叠加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明确目标。
  现在中央银行是有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责,但是并不是中央银行一家就可以维护金融稳定的,包括中央银行牵头的压力测试工作,一行三部,包括发改委也都参与,财政部门都参与,包括商业银行都参与进行了压力测试,包括评估团到这里也会和大家谈。我想这个工作还是需要共同做恐怕才能够实现我们金融稳定的目标,如果我们内部协调工作本身没有做好,有可能会造成一些问题,有些问题或者说不清楚,有些问题可能说了又过分,可能就又重复到一起去了。
  周子衡:这次危机当中英国爆发出来的问题比较明确,存在着比较大的问题,所以政策迟迟不能出台,所以危机过后他们立刻进行了调整,这方面我们国家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我们谈金融稳定,虽然我们的目标可以设定是这样或者那样,但是对于金融稳定的刻划还有一个量化的方面,不能说出现了危机,有了这样那样的一些事件就出现了金融不稳定,在量化方面技术上怎么刻划和描述中国金融稳定的情况?可能央行有一些金融稳定的报告,设定了哪些指标?希望能够请各位嘉宾再谈一谈。
  王君:关于存款准备金的差别比例不是针对全部金融机构,而是针对某一类金融机构,这个问题就好多了,接着就是银行对于这个行业风险判断的问题,显然这不是一个层次的问题。
  对于金融稳定,我借助刚才主持人的问题来谈,前面任教授也说了IMF的制度,刚才张局长也说了由中央银行牵头协调各个部门做这个方面的工作。我稍微补充一下,关于金融系统的评估压力测试的确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不是最重要的,我本人牵头做了关于菲律宾的关于银行业的工作,中国现在做的也是一样,就是有两个机构的工作人员做这个方面的工作,压力的测试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由于数据的原因,压力测试的结果到底是不是有效?是不是可靠也确实是一个疑问。结构性的条件有很大的差异,也很难说压力测试的结果在中国这个体系下到底是有多大的意义,这个问题现在评估的结果都是严格保密的,所以我也不了解这个情况。但是大家都知道,在做分析的时候我们常说的就是如果数据的质量有问题的话,以及假设条件有问题的话,很难说这个结果怎么样。
  我想强调的是,既然压力测试不是唯一重要的内容,其他的内容有什么?这个也和金融稳定是有关系的,和张局长前面说的关于从系统功能来看金融稳定是有联系的。其他的是什么?在银行、保险和证券三个方面都会做是否符合国际上现在通行的一些标准和原则,对这个做出评价,银行业就是银行监管的有效性的评价,同样保险和证券也是一样。这些有点像是检验你是否符合了这个标准或者是差距有多远?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标准往往是被忽略的,就是从发展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对于是否符合银行监管有效原则做出判断之后,还要对银行业的改革与发展做出评价和提出建议,同样对资本市场的保险、社会保障,和金融有关的方面也都会做出评价,包括农村金融,中小企业融资,金融基础设施,支付清算体系等等一些内容。我补充这一点也是想向大家传递这样一些信息,其实金融稳定并不总是表现在是不是发生了显性的金融危机,从评价内容当中大家也可以看出来,我们不仅仅看压力下会是什么样的情况,会不会爆发显性危机,更重要的还是从改革发展的角度看待问题,这一点对于中国的金融业尤其重要。
  张健华:关于这个问题我补充一些内容,没有一个指标或者一组指标能够简单的反映出来金融稳定的,包括王君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要看制度安排,出现危机不要紧,我介绍的时候也提到了,出现个别机构倒闭的情况不怕,关键在于有没有一种稳定的,或者我们讲稳妥的市场化退出的机制,如果有的话,这种个别机构出现倒闭也不怕,但是如果没有这种机制,就像焦总前面演讲当中提到的,单一性的风险可能会扩散成系统性风险,就不是简单的一组指标可以说明的。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为什么到今天没有一个定论?我们做了这么多年,我工作了四年半的时间也没有搞明白到底用什么东西去评价。
  周子衡:大家有问题也可以提出来。
  问:理论上商业银行是顺周期性经营的,但是中国的商业银行是逆周期经营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进行逆周期的调整和监管,特别是如何判断逆周期?逆周期的监管会不会是一个伪命题?
  赵继臣:中国的商业银行也就是20几年的时间,在之前还不能叫做商业银行,在计划经济时期是国家承接支付职能的一个国家机构,中国改革开放30年,实际上经济发展也是在不断的向前走,在30年的经济周期当中我们没有经历任何比较像样的逆周期,包括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时期,我们商业银行的经营面临的经济周期也不能称为是逆周期,实际上一直是在平稳向前走,向上走的一个趋势。刚才我们的专家和张教授都说了,现在评估中国的时间到中国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现在全球金融危机情况下,为什么中国的银行业发展的这么好?中国现在的银行业是不是在逆周期中应该采取一些逆周期的经营策略?中国银行业在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09年中国所有的商业银行都是最赚钱的银行,怀疑你这个数字是不是准确。就目前我们实施巴塞尔二的商业银行,在建立各个商业银行内部个性模型的时候,好客户、坏客户的样本上能够找到,但是作为一个经济周期的高峰和低谷水平的数据,就很难判断哪一块是周期低谷的数据,哪一块是高峰的数据,我们整个数据的积累都不具备这样一个逆周期的特性。
  目前中国在08年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中国的银行业还是在国家政策保护、价格保护,资本市场相对不开放的金融孤岛上的安全问题。我们出现危机的时候,这一个岛与外界是隔绝的,所以它是安全的,并不是说这个岛自人群具有这种抗瘟疫的能力,是因为他们和瘟疫区域是隔开的。包括我们现在搞压力测试和情景分析都不会有一些中国已经发现的历史数据,那些逆周期应该怎么做的数据,都是设定一些分析,包括世行的专家来评估,我们房地产有几组数据,当房地产的价格下降30%或者50%的时候,当银行贷款利率上升54%的时候,当GDP增长不是8%而是6%的时候,这家银行房地产经营,这些贷款的质量会怎么样?我们仅仅还是对于那几个情景条件下的一些设定来进行预测和分析。也没有说我们经历了东南亚危机,它突然下降了60%以后我们有什么样的数据,这是没有的。
  和房地产行业关联的行业有21个,我们不能把那21个行业和房地产行业一一的进行对应做压力测试分析。所以这个周期在目前的这种管理上还是跟国家的这些宏观政策,跟央行监管部门出台一些管理的制度规范结合,而不能体现一家商业银行完全按照市场化的这样一种有逆周期的数据决策经营。
  问:中国银行业同质化的问题比较严重,从商业银行来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与此相关的您刚才也谈到了一些中国金融市场何时能够全面开放?
  赵继臣:商业银行同质化竞争的问题,现在说金融产品,刚才很多专家都说了,我们很多的一些产品也是非常丰富的,但是各家商业银行的产品都是同质的,我们目前只要是银行推出这样一个产品都赚钱,关键就是不问经营水平高低,这是我们现在的整个政策制度,特别是央行很多的利率、汇率体系还是保护了目前商业银行的经营。如果我们现在完全利率市场化,可能就会出现很多银行设计的产品是赚钱的,有很多可能就不赚钱。目前所有商业银行,只要你放贷款,组织层就有利差可赚。我们现在做国内非资本市场,是货币市场或者是一些资产市场的产品,为什么我们做了一些另外的理财产品没有赚钱?就是因为我们本身就不具备这种管理境外这种产品与风险的能力,包括境外的这个市场我们本身都没有研究透,就一脚踏进去了,肯定这个风险有很多,我们对外投资的这些产品可能各家商业银行原来那一块投资都是亏损的。
  问:我是证券市场周刊的记者,有一个问题想请问赵行长,我们国家的商业银行离巴塞尔三的规定有多远?对于未来我国的合规在符合巴塞尔三的道路上会采取哪些措施?
  张健华:这个问题其实应该问银监会的同志,杨会长走了,所以我也不好回答。巴塞尔三刚出来,中国的银行业还处于一个慢慢消化的过程当中,包括监管部门要真正认识了解巴塞尔三一些内在的东西,了解一些深层次的要求,我们光看文字表面的东西是一个方面。另外就是研究我们自己银行业的情况,至于说究竟离多远我真的判断不了,因为我们刚刚开始引进巴塞尔二,现在就谈巴塞尔三的问题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我们应该先把游戏规则搞清楚,先把自己的家底摸清楚才能探讨这个问题。你下次可以问银监会的领导,他们可能更清楚一些,或者是问我们商业银行的同志们,他们可能比较清楚。
  赵继臣:实际上巴塞尔三和巴塞尔二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就是在资本要求上,增加了一个逆周期的资本,从0%到25%,但是巴塞尔之类的很多条款,要等到10月份G20会议定了以后才说能不能实施,现在G20的会议还没有召开,谈论这个问题还有点早。
  周子衡:我们今天的论坛到此结束,感谢各位嘉宾,明年5月我们在上海举办第二届论坛,欢迎大家莅临,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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