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瘫痪（或是小儿麻痹）好了能走路了，一段时间就不在自家吃饭， 先是到几个生产队合办的大食堂，后到队办大食堂吃饭。后来才知道，当时粮食都收归大队、小队公有，甚至一些铁锅也收去炼钢铁了，各家各户不能擅自开小灶做饭。到几个生产队合办的食堂吃饭要爬几座山，吃了饭回来又饿了。后来到队办食堂吃饭，就在家隔壁，很近，但一个生产队20多户人家居住分散，其他人还是比较远，最远的也要走至少半小时到队办食堂。大食堂要开饭了就吹木桐，听见木桐声音就赶去吃饭，吃饭的人很多很热闹。所以那开饭前的木桐声和开饭时的热闹场面至今仍留在我脑海中。

没过多久，队办食堂也停了，又让各家各户开小灶。但各家各户都没存粮，不少人家锅都没了，饥荒就开始了。开始就吃罗卜、冬菜、蚕豆梗等。那蚕豆梗看起来紫绿紫绿水灵灵的，吃起来却甜夹甜夹怪闷人的。那些东西虽不好吃，但也还凑合。到了冬天，那些东西也吃完了，就开始找能吃的树皮，比如枇杷树、香椿树皮，挖葛根蕨根。那些东西都没了，就挖观音土。那是一种白色淤泥，在锅里煎煎香香的，吃下去能充饥，但很难消化，拉不出来，胀肚子。我还记得那东西的香味，也记得吃了那东西拉不出来胀肚子的滋味。我家门口小河边就有观音土，我们一家人挖过的那个坑还在，就是长了很多草。

开始也抓老鼠充饥。记得我爸一次抓了好大几只老鼠，拔了皮去了内脏，在锅里煮了摸把盐，味道还不错。但很快老鼠也没了，抓不到了。

没有存粮，从冬到春青黄不接，这个时间段最难熬。于是三天两天就传来谁谁饿死了，谁谁倒在路边沟里了。我爷爷最经不起饿，那年冬天就饿死了。那才真是“万户萧疏鬼唱歌”哟！

我爸饿得两腿浮肿，起了水疱粗粗的，只能勉强动弹。一个寒冷的夜晚，他实在熬不住饥饿，就用根削尖了的竹竿伸进屋檐下原本属于自家但却充了公的苕（红薯）窖里叼了个生产队的种苕，被后头屋里侄子辈的贫农副大队长抓个正着，我爸吓得直打哆嗦，怎么下跪求饶也不行。几天后一个夜晚，生产队在隔壁一家的天井里开批斗会，就把我爸一绳子捆在椅子上。我妈抱着我在场，有人就说要把我妈也捆起来，我妈说她要抱娃娃儿，那人说哪这么大了还要抱，一把推开我，就把我妈也捆起来了。那对我幼小的心灵是多么大的伤害哟，我怎么忘得了！

没过多久，那贫农副大队长偷生产队的黄豆被人逮住了，也被捆了一绳子，挨了批斗。饥寒起盗心，那年月偷东西度命挨捆挨斗的太多了。大饥荒后期就流传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人把生产队的苎麻偷了卖了换了布票（当时买布料衣服什么的没有布票不行），没查出来，那人后来写了首打油诗自暴：“前年一尺八（指定量发给农民的布票），去年一尺八，今年三尺紧不发，不是老子胆子大，还要打条胩（赤身裸体）”。

好不容易熬过了那个夺命的冬季。春天来了，地上陆续冒出各种绿色野菜植物，人们终于可以采野菜充饥度命了。记得我们家门口那块地上最早冒出的是大量的沃耳长（土话这么叫，不知学名叫什么），小小椭圆形毛茸茸的叶，弯弯绕绕长长的藤，根须较多，水洗后在锅里煮了放点盐就吃，没有蚕豆梗那甜夹甜夹的闷人味，但吃多了也有点闷人。然后是刺芥子、婆婆蓁、蒿子根，这几样不闷人，味道好一些，但没有沃耳长那么多，要漫山遍野去找挖。找挖到这几样野菜就很兴奋，所以包括在哪坎哪沟找挖到又肥又大又嫩的刺芥子、婆婆蓁、蒿子根，总是记忆犹新，现在还能指证。

后来，种的蔬菜也可以吃了，再后来一天分配半斤玉米，合着野菜、家菜煮了养七口之家。我还记得，吃菜粥时舔上颗玉米面，感觉跟吃肉一样，所以一看见家菜、野菜上有几粒玉米面就兴奋，就有一种快感。比我大三岁的三姐就总是哭着闹着要吃“光糊粥”，那在当时是不可能的，因为她吃“光糊粥”，其他六个人就一粒面粉也沾不上。我就特别能吃野菜，喝菜糊粥。多年后，一姓李的大队长看见我就说，当年他看我吧嗒吧嗒吃野菜喝菜糊粥的样子，就忍不住在一旁一把一把的眼泪。

……

熬过三年大饥荒后，我妈总说“饿怕了”，就拿起锄头到处开荒，路边田角到处种瓜种豆，我们的肚子问题也就基本解决了。

对那三年大饥荒，我爸和队里的农民后来的解释是：天灾加苏联人逼债。说是苏联人逼债把我们许多粮食要去倒进海里了。这样解释当然也就不怨党和政府。有些不明白的老婆婆老头子后来忆苦思甜（忆解放前之苦，思解放后之甜）讲着讲着就讲到1959年饿肚子，通常就有人上去打住，说那不是解放前的事。

后来我读了书尤其是学了党史才知道，原来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造成了那三年大饥荒。“人祸”并非苏联人逼债，而是极“左”路线造成的。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已明确认识到这一点，只是后来又反复了。

三年大饥荒，是极左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失败，其对包括我爸我妈我家和我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造成的身心伤害刻骨铭心。“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不能忘记，不要忘记。但愿那样的悲剧永远不再重演！